孟菲斯南部一个等校车的女孩显然已怀孕了，那是在1998年。
“她是如此年轻而又天真——还是一个七年级的孩子，”卡罗琳·比布斯（Carolyn Bibbs）讲到自己当时在那里注意到她的那一刻。“一个年轻女孩子怀孕了，这看起来不太对劲。”
这在孟菲斯并不罕见。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就是在那里遇刺的。三十年以来，这座城市经历了种族骚乱、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及这两者导致的白人中产阶级逃离。
从1992年到1997年，杀人、抢劫、强暴等暴力犯罪上升了13%，严重袭击事件上升了67%。仅1993年就有213人被杀，那是前所未有的。
2000年，孟菲斯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中值）仅为32,274美元，而全美的中位数则为42,148美元。
“我开始为此祷告，”比布斯说。现在她仍然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祷告好几个小时。她请求神“派人到我们社区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有一天早晨，她意识到神已经派了一个人。
就是她本人。
比布斯问当地高中校长她是否可以开设一个课后活动项目，但是女校长一直没有回复她。所以比布斯打印了传单分发出去，并注明地点“待确定”。（她最终入驻了学校三楼。）
比布斯没有钱，但却能“强迫我一些朋友”贡献他们的技能。学生大约70人，7-12年级都有，每天过来几个小时，比布斯和她的朋友们辅导他们家庭作业，教他们戏剧、舞蹈、跆拳道。每周一次举行“即兴演奏会”，然后花10分钟时间给孩子们讲“主的话”。
“到第一年结束时，他们每个人都做了决志祷告，”比布斯说。
在接下来20年里，课外活动/课后项目扩大了，比布斯购买了一个库房，在那里创办了一所私立基督教学校，并提供超过一百万顿的免费午餐。
但是，尽管她看到了成百上千例成功的故事——孩子们来信靠基督、上大学、摆脱贫困，但她所在的孟菲斯南部社区改变却微乎其微。
进入21世纪，孟菲斯的谋杀率下降了，但后来又有所回升——2016年的228起谋杀案是20年来最多的。2018年，该市在全美范围内凶杀率排在第五，比芝加哥、洛杉矶或纽约市都糟糕。
“这简直就是一个暴力都市，”，一位反暴力倡导者这样告诉美联社（AP）。
孟菲斯所有社区中，比布斯所在的社区是最危险的，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是全美最危险的。在那里——孟菲斯南部——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是九分之一。
“除了帮派活动增加以外，几乎（跟以前）是一样的，”比布斯谈到她服事了30年的地方，“我过去常有挫败感，因为没看到我想要看到的变化。”
不只她一人有这样的感受。孟菲斯到处都是教堂——在全美所有城市中，孟菲斯的宗教场所数目位居第五，对圣经的了解位居第二十四。许多教会和其它非盈利机构在这座城市努力服事，通过捐款和做志愿者帮助人们解决财务危机，开设流动牙科诊所，在公立学校当辅导教师，从事有关种族和解的工作。去年（2017年）孟菲斯位列为美国最慷慨的城市，每挣100美元就会给出6美元。
“环境正在得到渗透，但还不够，”希望教会（Hope Church）主任牧师鲁弗斯·史密斯（Rufus Smith）说，马丁·路德·金博士在这里被暗杀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将孟菲斯定格在这种莫名的不安中。
他希望五十周年纪念活动——能引起全国关注，希望这能“打破魔咒”并推动商业、政治和宗教领袖以“多维的、协调一致的、战略的方法”解决孟菲斯的问题。
无论这这种情况能否发生，比布斯都将继续打开她的仓库大门。
“你不能说服/赢得所有人，你只能说服/赢得可以说服的人，”她说到“就像将网撒在海中并尽可能多地抓获水中的生物。”
桑迪·威尔森（Sandy Willson）牧师说，在孟菲斯服事的人中她的回答是“典型的”。他在孟菲斯第二长老会服事22年，去年（2017年）刚退休。桑迪·威尔森牧师说：“你不能从普遍风气的中看到那么点儿的可见变化作为你每日的动力。众所周知，就人口平均而言，我们的问题很多。但如果你在那里呆上一段时间，这些疼痛和痛苦会使你与这座城市更亲近，你会更多地爱它，就像一个母亲照顾受了伤的孩子。”
比布斯不是孟菲斯人。她在堪萨斯州堪萨斯市长大，是家中第二个孩子，父母等待了10多年才有了她。
“我母亲不育，”比布斯说，一天晚上，在一个奋兴会上，一位牧师告诉比布斯母亲说她将会有孩子，就算等上15年（也会实现）。
几乎15年后的同一日，比布斯的哥哥出生，两年后比布斯出生。“有了我哥哥使她（比布斯母亲）回转向主，”比布斯说“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你的脚步由神所定。’母亲常提醒我们，我们要被主使用。”
在公交站，看到孩子们——饥肠辘辘、衣不得体、怀有身孕——“这一切触动了我的内心，”比布斯说：“我知道我的家人多么有意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受保护的地方。当时我看着这些孩子，他们一无所有，许多人现在仍然没有。”
孟菲斯的贫困率在2016年上升至27%，而田纳西州为16%，全国为14%。非裔美国人中贫困率为32%，家庭收入中位数（中值）是31,471美元。而孟菲斯南部贫困率为36%，家庭收入中位数（中值）是25,840美元。
1998年，比布斯也没有多少钱。在开设校课外活动/课外项目一年后，她开始申请资助，以便能够付给在该项目中工作人员的工资。然后她制定战略 ，写出一项事工计划。她找到约翰·珀金斯（ John Perkins）来管理，珀金斯来自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 ）是社区服务的社会企业家。
“他和我一起查看了我的整个计划，”她说他唯一的建议是把它做成一个五年的计划。该计划感觉雄心勃勃，但在五年之后，“我写下的一切，主都实现了。”她说。
“当我开始做社区服务时，没有男生社团，没有女生社团，什么都没有，”比布斯说，“孩子们只是在遭罪。”
让比布斯开展校外课程的卡弗高中（Carver High School）陈旧过时。董事会在1997年批准了1 000万美元的翻修工程，但从未得到落实。随着各家庭搬离和帮派搬进，入学率骤降——从1961年鼎盛期的 2,200人下降到2016年200人。（有350万美元的延期维护需求，全州统考成绩排名倒数第四，2016年该校关闭。）
然而比布斯（课外）活动/（课后）项目的入学率却飙升，到第二年，她又扩展到三所当地的小学、初中、高中。
“我看到一些孩子从这些缺口中坠落，所以在第二年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不开办一所学校？”比布斯说，“我们会保留课后项目，但给予孩子的不但是教育，而且有在主里面的盼望。”
她就这么做了。在21,000平方英尺的库房开办了创意生活预科学校（ Creative Life Preparatory School），用更多的捐款将其进行了翻新。
比布斯其它的基金则来自学费、捐款（课后项目每年花费350,000美元）和州人力服务部。
除了投入到九个事工之外——从儿童礼拜到每周圣经学习到夏令营，比布斯还一直为她的社区提供食物。
“当开始在一个社区服务时，你开始了解你所服事人群的状况，”比布斯说，20年前，“如果走进孩子的家里，你会看到里面没家具。孩子们没有衣服。他们甚至没有冰箱。”
她记得有一个孩子递给她一杯水喝，但当他打开冰箱时，她只看到一个空水壶。
“他们甚至连一杯水也给不了我，”她说“这触动了我心，而且一再地看到。我说：‘神啊，应当有办法让这些孩子填饱肚子再回家。’”
于是她去了超市。
“只要一有钱，我们就去买热狗和腊肠，”她说，她在食品救济中心购买食物，救济中心会低价卖给她，因为知道她在做什么。她跟朋友一起买来火腿、花生酱和果酱，就开始做三明治。
“多年以来没有任何政府资金，我们一直这样做，”她说，“我们只是为孩子们准备饭。夏季我们做包括蔬菜、三明治、牛奶和水果的袋装午餐。”
最终，她在州教育部和联邦资助的儿童和成人护理食品计划下与学校营养计划合作。
她估计过去20多年他们“肯定给孩子们做过超过150万顿的饭。”
但她仍然感到不够。
比布斯在她的创意生活预科学校和日托中心（Daycare）大约有60名学生。放学后，孩子们会从周边的公立学校鱼贯而入。接下来几小时，她会为大约130个孩子提供作业辅导、圣经学习和戏剧课。
“我们的场地很大，到处都是孩子。”她说。
但是在孟菲斯南部有成千上万个孩子。他们做得并不完美。
“贫困率在美国继续下降，在整个孟菲斯地区却正在增长。”孟菲斯大学一份的报告说明。2016年孟菲斯儿童贫困率上升到近45%，田纳西州是23%，全国是20%。
当记者将非裔美国儿童单分出来，他们发现一半以上的孟菲斯黑人儿童生活在贫困中（52%），而田纳西和全国的这一比例分别是41%和34%。
部分问题是跟教育有关——31%的孟菲斯南部青少年都没有读到高中毕业；部分是家庭结构——2013年南孟菲斯的一个邮政区（38126），几乎每个6岁以下的孩子与单亲父母一起生活（96%）；部分就是因为贫困——谢尔比县（Shelby County）有4万个孩子生活在年收入低于一万美金的家庭。
部分孩子生活在充斥着毒品和犯罪的生活方式里，而这种生活方式是由于缺少教育、缺少稳定的家庭和缺少工资优厚的工作人群。
“当我们在库房做着这个伟大事工的时候，（外面）规模范围实在太广了，”史密斯（Smith）说，“因此这种进展对于影响至关重要的许多人来说是缓慢的。”
带领孟菲斯体育事工（the Memphis Athletic Ministries，MAM）的兰迪·奥多姆（Randy Odom）也说了同样的话。
“我从1992年就来到这里，贫困一直没有改变，”他说，“小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是一个转折点……如果一个带来自由和希望的人在你的城市被杀，你会有怎样的感受？”
孟菲斯体育事工是孟菲斯最大的基督教事工之一，每天服事700名孩子，进行结构性识字计划、作业辅导、团队运动和每日灵修。
“我有45名全职员工、50名兼职辅助人员，他们完全委身于事工，且一投入就是20年。”奥多姆说。他知道他影响着（孟菲斯），但像比布斯一样，仍感觉不够。
“在橄榄山团契中心（Olivet Fellowship Center）的体育场有200个孩子，”他说“但在那条街的学校还有800个孩子。”
个别人的故事——不是广泛的改变——使他继续坚持。
“社区有八到九名员工为我们工作，”奥多姆说。“使你继续坚持的原因是，不但神呼召你到这里，而且看到胜利的果实。因此你继续努力向前。”
特伦斯 · 格雷（Terence Gray ）在城市教会（Downtown Church）跟年轻人一起努力。 他看到对于他们来说打破城市内圈文化有多么艰难。
“我们学生离开教会，回到一个被帮派暴力、毒品诱惑的环境。有时他们会屈服。”他说，“当你努力重新引领孩子改变这些行为模式，但看到他们还是那样行动的时候可能非常令人沮丧。”
因此，格雷提醒自己，他不是应该为任何人的信仰负责的那一位。
“主负责生命的改变，”他说，“如果我真的相信人是赖恩得救，神会给他们再造一颗心，祂才是拯救他们、为他们牺牲的那一位。此外让我知道一种状况（的改变）在我似乎不能，在神并非不可能。”
偶尔，神会让他“瞥见恩典，”例如：一名学生一直在学校惹麻烦，教会在那所学校主持传福音之夜的时候，就“激发他爱人并且为人祷告。”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像‘我没做，我不能做，那是主（在做，)’”格雷说，这名学生“可能突如其来地问我一个属灵问题，我想那是主对我眨眨眼——‘虽然他可能似乎难搞，但放心，我在动工。’”
译：Ella；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Even If Their City Never Changes, These Christians Won't Stop Ser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