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时事
平等保护法案如何削弱反堕胎运动?
2026-05-18
—— Scott Klusendorf

今年三月,田纳西州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在多个反堕胎组织的支持下,否决了一项平等保护法案。该法案如果通过,接受堕胎的女性将可能面临谋杀罪指控。法案虽告失败,却重燃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起诉女性的旧争论,媒体也随之发出一些报道,称共和党人意图对堕胎者判处死刑。

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之前,美国的反堕胎立法一律将接受堕胎的女性排除在谋杀罪指控之外,原因有三。第一,立法者认为,只要从供给侧惩处堕胎医生,就能大幅降低其发生率。第二,检察官须依赖当事女性的证词才能将堕胎医生定罪,若无豁免保护,她便毫无出庭作证的动机。第三,立法者认为,许多寻求堕胎的女性并非出于完全的知情与自愿,她们往往受到男友、家人或社会环境的胁迫,才走上了这条路。平等保护的倡导者对上述历史考量一概不予接受。

在他们看来,圣经教导“两样的法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箴 20:10),因此堕胎必须与其他不义的杀人行为受到同等惩处。检察官和陪审团固然可在具体案件中酌情从轻,但成文法律绝不能将接受堕胎的女性排除在谋杀罪的追诉范围之外,尤其是当许多女性(也许是大多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他们认为,唯有如此,反堕胎法律才能在道德与圣经层面真正站得住脚。

平等保护倡导者也指出了一个不争的现实:克林顿当年那句“堕胎应当安全、合法、罕见”早已成为历史。如今社交媒体上到处可见支持堕胎权运动的帖子,还有女性公开庆祝自己曾多次堕胎,声称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难道不应让每一个反堕胎人士深感忧虑吗?

当然应该。然而,“平等保护”的倡导者急于追究女性责任,却忽略了《箴言》27:12 的警醒:“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

对否决平等保护一事,许多讨论恰恰缺少这样一种眼光,不能看见其中潜藏的文化与政治风险。人们听到的是对反对者(主要矛头指向所谓“反堕胎建制派”)的定性:严重妥协、前后矛盾、毫无原则,为犯下谋杀的母亲开脱。

那么,道德妥协真的是反堕胎运动反对”平等保护“立法的真正原因吗?

审时度势

几乎所有反堕胎人士都同意:蓄意杀害无辜生命,理应受到惩处。但惩处的方式,必须放在政治与文化现实的框架下审慎考量。

看看当下的文化处境。蒙大拿、俄亥俄、密苏里、肯塔基——这些深红州的选民,正在积极支持无限制堕胎,甚至要将其写入州宪法。这股浪潮远未结束,更遑论摇摆州和蓝州的全力推进。面对这一现实,反堕胎人士不得不冷静评估自己的立法目标。

我们或许不愿承认,但那些声称堕胎限制会让女性送命或流产女性将遭刑事追诉报道,不仅在普通大众中引发强烈共鸣,也在立场摇摆的反堕胎选民群体中产生了影响。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些报道同样动摇了那些本就心存顾虑的反堕胎议员。而正是他们的选票,对推动保护未出生生命的立法至关重要。

前怀俄明州众议员利兹·切尼(Liz Cheney)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她虽不受共和党基层欢迎,却长期是众议院共和党人可以倚重反堕胎选民阵营。苏珊·安东尼反堕胎美国组织(Susan B. Anthony Pro-Life America)给她的投票记录打了A,而计划生育行动基金(Planned Parenthood)给她的评分则是零分。然而,她仍告诉CNN主播杰克·塔珀(Jake Tapper):“全国各地反对堕胎的女性,一直在目睹德克萨斯、北卡罗来纳等地发生的一切。自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以来,各州出台的法律正在阻止女性获得那些能拯救生命的医疗照护。"

2024 年,切尼转而支持堕胎倡导者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理由是:反堕胎与支持堕胎选择权的女性正走到一起,共同支持那些承诺保障女性医疗与安全的候选人。

与此同时,公众舆论持续恶化,就连原本倾向于接受反堕胎立场的基督徒会众也不例外。最新数据显示,认同反堕胎立场的教会会众仅剩 43%,两年内骤降了二十个百分点。

一位记者写道:“这项调查的受访者超过 1000 人,他们是至少每月参加一次主日敬拜的成年人,调查呈现出一个教会在势不可挡的文化压力下为坚守信念而挣扎的景象。研究表明,在基本道德问题上,基督徒与世俗公众之间的差距正在加速缩小。”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支持持续崩塌,“反堕胎人士憎恨女性、漠视女性生命”的文化叙事甚嚣尘上,究竟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正是推进允许以谋杀罪起诉堕胎女性立法的时机?这条路的终点,是圣经意义上的公义,还是因反堕胎票仓萎缩而换来更多无辜生命的消逝?

追求审慎

如果你认为上述审慎考量不过是小题大做,不妨看看我的同事乔纳森·范·马伦(Jonathon Van Maren)提出的一个假设案例。假设某州通过了一项所谓的平等保护法案,允许以谋杀罪提起诉讼。再设想这样一位年轻女性,姑且称她为莉莉:她在福音派家庭中长大,从小接受反堕胎的护教教导,看过描绘堕胎过程的影像,也一次次在讲台上听到对堕胎的谴责,她非常清楚堕胎是错的。

十八岁那年,莉莉离家上大学,被一个非基督徒男友迷得神魂颠倒。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段真正的恋爱关系。两人越过了身体的界限。感恩节假期前,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慌乱之中服下了堕胎药。随后,莉莉被捕,以一级谋杀罪受审。试想那场庭审的画面:莉莉泣不成声,身旁是同样心碎的家人,这些画面在媒体报道中持续发酵,主导舆论长达数月,令全国各地的反堕胎票仓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岌岌可危。再想象一位反堕胎候选人,要如何在竞选途中为那个法庭场景辩护。

律师兼历史学家克拉克·福赛思(Clarke Forsythe)在他的著作《为最多人的益处而从政》(Politics for the Greatest Good)中提醒我们:历史上成功的社会改革者,都意识到了道德原则与时代政治文化现实之间的张力。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在原则上致力于彻底废除奴隶制。然而,1800 年至 1803 年间,他主动撤回了废奴法案,因为与法国的战争使政治气候极为不利。1805 年,当英国总检察长提出一项外国奴隶贸易法案,以国家安全为由,仅禁止在占领区从事奴隶贸易,威伯福斯选择支持这一渐进步骤,将全面废奴法案搁置,静待更有利的时机。

亚伯拉罕·林肯同样审时度势。他刻意将解放奴隶宣言押后,直至 1862 年底波托马克军团(Army of the Potomac)在安蒂特姆战役(Antietam)取得初步胜利之后才颁布。唯有如此,他才能说服那些犹豫不决的北方人,将这场战争打成一场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正如罗伯特·乔治(Robert George)所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颂扬林肯时指出的:舆论与其他现实制约有时会限制我们在特定时刻所能推进的事业。”

有两个极端:一边是淡化罪恶的无原则实用主义,另一边是任由罪恶蔓延、不顾现实处境的理想主义。反堕胎人士不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效法威伯福斯与林肯,我们可以、也应当追求一种政治审慎:既不出卖原则,又在政治现实允许的范围内,竭力遏制罪恶、促进良善。

知情程度不同

大多数有意堕胎的女性知道,堕胎会终结一个鲜活的生命。然而,美国法律体系承认知情程度存在差异,这使得以一级谋杀罪起诉堕胎女性在实践中极为困难。福赛思写道:“每一起针对女性的诉讼,都需要对她的犯罪意图,也就是心理状态,进行深入细致的审查。”

要证明她的认知与堕胎医生相当,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的确,女方与堕胎医生都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同意实施堕胎手术的,但在此之后,双方的知情程度便大相径庭。以堕胎医生沃伦·赫恩(Warren Hern)为例,他是堕胎医学权威教材《堕胎实践》(Abortion Practice)的作者。书中他指导操作者使用多普勒仪器监测胎儿心跳,但他写道,该设备应“不让患者听到”,也就是说,她听不见堕胎医生所听到的一切。

赫恩还曾在计划生育的一次会议上告诉与会员工,他们已无法否认自己参与了一场“毁灭性的行为”。他写道:“这就在眼前发生。肢解的感觉像电流一样顺着钳子传来。”而接受堕胎的母亲既没有这样的感受,也看不见被肢解的胎儿遗骸,那是堕胎医生独自承受的。简言之,她在手术过程中所知道的与堕胎医生所知道的,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

况且,有充分理由认为,许多女性对堕胎事实的了解,远不及我们案例中的莉莉。一项调查发现,美国人中只有四分之一能够正确回答关于胎儿发育的基本问题。而在那些答对的人当中,仍有许多人支持堕胎。这说明,了解胎儿发育知识或许是反对堕胎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人们还需要跨越世界观与道德推理上的重重障碍。

这并不令人意外。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女性被反复告知,堕胎不仅是一项合法权利,更是一种积极的道德善行。学术界、法律界、政界、娱乐业、媒体,乃至主流宗派,无不强化这一观点,至今如此。与此同时,公立学校对胎儿发育基础生物学的教学几乎完全缺失;许多医学专业人士和家长更将讲授这些事实视为政治宣传。教会可以通过公开教导和门徒培训,主动纠正这些错误叙事。

即便女性通过邮购药物自行堕胎,要获得谋杀罪定罪仍是一道难关。社会上几乎所有意见领袖,要么对堕胎问题保持沉默,要么断言早期胎儿并非完整意义上的人。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公众很可能得出结论:一个服药终止早期妊娠的女性,并不具备足以构成刑事追诉的主观认知。

前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律师格雷格·坎宁安(Gregg Cunningham)警告反堕胎听众:

只要选民仍将未出生的婴儿视为一团细胞,我们就会输。这种“一团细胞”的误解绝非个别现象,而是根深蒂固、无处不在。我们不能指望靠关押女性来扭转这一劣势。她们的入狱只会成为堕胎支持者手中的宣传符号,被用来杀死更多婴儿、伤害更多女性、赢得更多选举。

反堕胎人士决不能在原则上退让:蓄意杀害任何发育阶段的无辜人类,都是错误的,法律理应如此宣示。但面对当下的政治与文化现实,我们可以在惩处策略上作出调整,以尽可能多地拯救生命。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Equal Protection Bills Harm Pro-Life Efforts.

Scott Klusendorf(斯科特·克鲁森多夫)是“生命训练中心”(Life Training Institute)的总干事,该机构的宗旨是训练反堕胎人士更好地主张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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