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牧师们如何思考美国中产阶级化最快的城市事工
2019-04-02
| Sarah Eekhoff Zylstra

30多年前,国会山浸信会正在走向衰败。被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围绕着的停车场上都是被丢弃的废车,建筑物外墙上的标记摇摇欲坠,教会为了防止流浪汉睡在院子里而在院子周围种植了带刺的灌木丛,里面都是被丢弃的啤酒瓶和垃圾。

教会的周边地区,或者说整个城市,都没有好到哪里去。随着白人中产阶级带着城市的财富和稳定搬离,毒品和犯罪率开始攀升。1991年某期《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新闻是:“华盛顿特区警长声称满城都是暴力犯罪团伙”,还有“华盛顿特区创下了谋杀案新纪录”。

1999年,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 Williams)当选为华盛顿特区市长。在随后的八年中,他为这个城市带来了近80亿美元的投资。与此同时,行政权扩张的小布什政府和接替他的奥巴马政府都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因此,城市的人口又开始上升。到去年,华盛顿特区的人口超过70万,这是1975年以来首次回到这个数字。

今天,华盛顿特区的家庭平均拥有资产是$581,000,相对2000年的$136,000有了很大提升。暴力犯罪大大下降。在过去没有什么商业、只有毒品贩卖点和废弃土地的街区里,现在你可以看到新公寓的工地,有星巴克,还有冻酸奶店(译注:说明街头出现了中产阶级和孩子——译注)。

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整个城市的40%被“中产阶级化”了,这使华盛顿成为全美“中产阶级化最快”的城市(圣地亚哥以29%的成绩紧随其后)。

国会山浸信会门口的垃圾没了,带刺的灌木丛也没了。每个礼拜天,大约一千多人来到主任牧师狄马可带领下的这间教会参与敬拜。在曾经被荒废的停车场,教会打算兴建公寓给教牧实习生住。

但是,在一个被迅速中产阶级化的城市建立一间传讲福音的教会,可不像开设瑜伽课或咖啡店那么简单。

“这很艰难。”安泰博(Thabiti Anyabwile)牧师如是说。他曾经在国会山浸信会担任过牧师,现在正在一个贫穷但正在快速中产阶级化的地区植堂。这个地方离国会山浸信会只有几英里远,大约两万多华盛顿特区的非裔美国人从2000年到2013年迁居到那个地区。

安泰博常常纠结于快速的经济增长给周边社区带来的影响,他也尝试帮助更多人参与和留意到这样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化,也有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思考要如何回应。

这对一间像国会山浸信会一样已经建立的教会来说不容易,对那些建立全新的“中心教会”(提摩太·凯勒所主张的有文化影响力的城市教会——译注)的牧师们来说更不容易。

中产阶级化带来的难题

“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又译“士绅化”)始于1950和60年代,那时所谓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博雅艺术”提高了伦敦部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一趋势在过去的50年里席卷了美国,尤其在波特兰、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和华盛顿特区尤为显著。

《治理》(Governing)杂志把这些城市识别了出来。该杂志用这样的方式识别中产阶级化最显著的地区:他们首先找到一个城市最低家庭收入的中值,以及家庭财产保有量的中值,然后找出家庭财产保有量中值的增长速度,以及拥有学士学位的成年人数目。如果你所在的地区从最后的40%上升到前三分之一,那么这个地区就正式获得“快速中产阶级化地区”的称号。

“当我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地区92%的居住人口都是非裔美国人。”安泰博回忆道,“这个地区在华盛顿特区以最糟糕的统计数据闻名:高犯罪率、高失业率、很多单亲家庭、高失学率。”

安纳科斯蒂亚在历史上遭受过两次打击。第一次是在马丁·路德·金在六十年代被刺杀后发生的骚乱,那次骚乱“一夜之间把这个社区从以安居乐业的、中产阶级和多元人口为主的社区变成了几乎全是黑人的社区。”安泰博这样说。第二次打击是90年代的经济衰退所造成的。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社区还没有从过去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安泰博说。你可以在街头留意到这点,例如“禁止闯入”、“禁止倾倒垃圾”这样的标识在商店橱窗上比比皆是,街角有放高利贷的小店,大门被贴上了封条、窗上垂着破百叶窗,篱笆上挂着垃圾。

但同时,这个地区有大量的建筑工程正在进行。河边的公寓大楼上悬挂着“正在出租”或“一次买断”的横幅,一家星巴克正在准备开张,摩根大通银行业开进来了,还有全食超市(Whole Foods)也不甘落后。去年12月,安纳科斯蒂亚经济开发公司的总裁告诉记者,这个地区是“一个金矿”。

“如果你问这里的业主,他们是否喜欢这些开发项目。”安泰博说,“他们当然喜欢这些餐馆、商业项目搬进来,喜欢地产价值的攀升。”

但高企的租金同时也在把那些无法承担房租的人群挤压出这个地区。要知道,房产升值意味着房产税的升高,而这有时候也会把业主赶走。业界常见的掠夺性做法是迫使业主以远低于现在市场价的价格出售房屋。

迈克·凯尔锡(Mike Kelsey)认为,中产阶级化同时也会改变社区的社会架构。他是麦克林圣经教会的一个牧师,住在特区之外,但是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曾经在特区做过牧师。

他的奶奶现在还在华盛顿特区拥有一套房子,在那里她和丈夫抚育了整个家庭。她的邻居们过去都是她的老朋友和家人,但现在成了年轻的白领精英,总是呆在家里足不出户,即便出门也头带耳机。那个互相借东西、互相看孩子、争相帮老人割草坪的社区已经消失了。

另一个问题是金钱带来的权力。新的居民希望增设自行车道,而住了很久的老居民则反对增设自行车道,教会尤为反对 (这会减少停车场空间),但最后自行车道还是被铺设了。过去每个主日,街面或小巷里是允许双向泊车的,但是现在居民们开始反对了。中产阶级们也反对教堂的钟声和敬拜的歌声——这些原本获得噪音管控的免责,这个案子最后由市政部门转交给首席检察官,还好首席检察官支持了教会。

2015年,有很多华盛顿特区的黑人面对《华盛顿邮报》的社会调查时说:对城市的“再开发”“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不是好事。”——这还是第一次。

2004年搬到中产阶级化显著的哥伦比亚高地(Columbia Heights)的杜克·关(Duke Kwon)牧师说:“中产阶级化不好的地方不是带来改变,而是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带来的“不平等”改变,而这些社会改变要么造成更多的不公义、要么加深了原有的不公义。”

现有的黑人教会

对大多数已有的华盛顿特区黑人教会来说,这些改变都令他们担忧。

凯尔锡说:“这里的黑人教会历史是如此丰富。在这些黑人教会牧师心里对涌入的人口有一种真实的高度怀疑和反对。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他们心里想的是:‘我们在这里住了那么久,然后你们来了,认为我们是噪音、带来停车限制和不负责任的开发项目,你们毫不尊重我们这些老居民。’如果你和我父亲或者街区的其他黑人领袖谈论这个问题,你会感受到这种忧虑,牧师们表现得尤其明显。”

有一些黑人教会搬去了郊区,因为他们的会众也搬去了郊区,或者因为郊区停车没有限制。也有一些黑人教会留了下来,经历会众的萎缩,等待被高房租和一个好房价挤压出城市的那一天。有一项研究表明,2008-2018十年间,华盛顿地区关闭25%的教会

几个月前,凯尔锡在一个会议上问所有参会的黑人牧师,他们是否乐意看到黑人教会兴起更多领袖以成为多元文化的教会。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大多数参会者所给予的一致结论都是‘恐怕不行’。”凯尔锡回忆道,“黑人牧师们也曾经尝试过唱不同的诗歌,与不同的组织建立关系,以及到街上去认识新邻居。但是一般来说,根据科里·爱德华滋(Korie Edwards)博士的研究,要建立一间多元文化的教会,通常是有色人种加入白人教会,白人并不会走进黑人教会。”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几代人坚忍不拔、传讲福音、探访监狱、关怀孤儿的努力正在被新建的工程、白人的文化、昂贵的商品赶出这个城市。一些对此不敏感的新牧师们可能还会以“神在这个城市做一件新事”或“这个地区终于得到了属灵复兴”来描绘这些改变,这让黑人们感受更糟了。

因为城市在吸引新居民,这带来了新的植堂。

教会植堂事工

在七年前,“华盛顿特区只有一间教会是美南浸信会教会。”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的宣教士克林特·克里夫顿(Clint Clifton)回忆说。这间教会就是国会山浸信会。

七年过去了,华盛顿特区有了十三间美南浸信会新植堂。

“这是一个艰难的平衡。”安泰博说。“我们感受到了中产阶级化带来的、不断增长的阶级张力。所以我们意识到阶级逐渐地影响了所有的事情:包括讲道中的用词、包括了讲道前的问题是不是‘你们靠什么谋生’、还包括了教会的领导层由什么样的人构成。但是这种考量和看待很可能是罪所带来的偏心。我们的主赐给祂身体的合一,我们应当避免给基督的身体带来分裂,我们希望有一种方式是可以有意识地接纳和顾念所有上帝百姓的需要。”

安泰博强调教会需要“教导顾别人的事(腓2:3-4),也要教导合宜地使用自己的自由服事他们但同时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罗14-15)。”

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不同的教会找到了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中产阶级化的问题。有些教会主张改变公共政策以保护本地居民,因此华盛顿特区政府为第一次买房的人提供帮助,同时也要求新开发楼盘的10%(或者十套以上的住房)是用作经济适用房的。

还有一些教会在购买产业时考虑把一些房产提供给社区居民使用。国会山浸信会正在为教牧实习生和拜访教会的宣教士建造十个单元的住宅,否则他们无力负担华盛顿特区的房租。也有一些教会提供求职中介服务或租房补贴。

安泰博说:“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参与,你只需要知道有哪些机会。”

还有什么?

在这个快速改变的城市处境中,植堂者还可以做的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学习这个地区的历史。

关牧师在安泰博植立安纳科斯蒂亚河畔教会(ARC)的十年之前就已经来到了华盛顿,他首先是在恩典市区教会牧会,然后在哥伦比亚高地植堂建立了“恩典顶点”(Grace Meridian Hill)教会。那个地区和安纳科斯蒂亚一样,经历过1968年的种族骚乱和1980-90年代的经济衰退。

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很多非裔美国人家庭仍然住在哥伦比亚高地,因为那里是他们的家。关牧师回忆道:“几十年以来,这个地区都是在社会文化和经济上极其低落的。所谓的‘转折点’是从1999年市政部门决定在这里设立地铁站开始的,因此带来了很多刺激地方经济发展的项目。”现在,哥伦比亚高地既有百万美元豪宅,也有低收入经济适用房。地区人口组成呈现“四足鼎立”的样子,也就是包括了黑人、白人、亚裔和拉丁裔。

“当我们开始新植堂的时候,我们与当地的人聊天,问他们喜欢这个街区的什么。我们通常会得到的答案是‘多元化’。”关牧师说,他也是因着同样的原因来到哥伦比亚高地植堂的。“你在这里可以遇见非常多元的人群,但同时,你也会看到不断增长的张力和社会阶层造成的彼此分隔。”

安泰博的教会主要关注华盛顿特区的原住民,而关牧师的植堂则主要吸引来自不同人种背景的年轻职业人士。

“我得先承认,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关牧师说。“我们承诺要让教会反映本地社区人口的组成,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一个韩裔美国人,关牧师知道他自己看起来就像是个中产阶级(事实上他也是)。“我们需要在智慧上不断成长,主动意识到中产阶级化问题 ……我们需要对跨文化的交流敏感,也需要技巧来与我们的黑人邻居们建立关系,以及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讨街区里的每个人的喜欢。”

关牧师努力地在建立教会的同时平衡服事本地原住民并尊重他们。“恩典顶点”每年春天都会举办一场街区盛会,这是“一种聚集本地社区的方式,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只关注自己,而是为社区提供空间,让社区居民享受其中。”

教会同时还有一个事工是“高度强调建立关系”的,成员们借着这个事工在社区服务中心帮助青少年、辅导学生功课、带领圣经学习,也做运动教练。

“我们的目的是,装备信徒让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把每一次与邻居的偶遇,都是看做服事的机会。”关牧师说。“事工从你是否留意到邻居的实际需要开始,从你用肢体语言表达自己开始,这是一个很好的、不可避免的方式,让人感受到归属感,看到基督徒学习与服事的姿态。”

例如,关牧师总是会放慢脚步、与年长的邻居们有目光接触并且问候他们。他常常和家庭成员在前院滞留,好让邻居们有机会跟他说话。他也和邻居们聊他们的人生故事。

这就是凯尔锡期待他年老的奶奶能拥有的新邻居。

然而,即便对于一个住了很久的居民,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新居民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你没打算在这个地区常住,那更是难上加难。

短期居民们

华盛顿特区是一个人口流动很快的城市,在2014年和15年,华盛顿特区都被认定是50个搬出人口最多的都市圈第四名。人口迁入速度也很快。在国会山浸信会,去年有20%的成员离开,而50%的成员都是过去三年新加入的。教会的副牧师邓洁明写道:“(在这里当牧师)就好像在拥抱一个游行队伍。”

而成为基督的门徒,就意味着你要跟随基督去服事边缘人,鼓励你的会众也做同样的事情。凯尔锡说:“即便我们只来这里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也要扎下根来。把别人的兴趣、别人的利益放在我们自己的利益之前,关顾最弱势的人群。”

麦克林圣经教会寻求与华盛顿特区已有的教会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也在财务上支持植堂者。恩典市区教会的座右铭则是“在城市、为城市”(“in and for the city”)。历史教授乔治·玛斯格罗夫(George Musgrove)最近来教会举办讲座,向教会讲解华府的种族历史来帮助会众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在地区的处境。而国会山浸信会则开发了一套新的成人主日学课程,取名《好邻舍》。

凯尔锡说:“中产阶级化是不可能停下来的。我们需要成为山上的城,让人们看到的时候说:‘这间教会的门徒们真的以一种反文化的姿态在生活,即便他们很快就会搬走,也比其他居民更认真。’我们愿意牺牲,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使命和目的。”

无论传道人服事谁、住在哪里、是否在面对中产阶级化的挑战,还是要搬到新的地方,都应当遵循同样的原则。

“教会的独特之处,是神使用我们去爱被中产阶级化的社区和中产阶级们。”国会山浸信会牧师以撒·亚当斯(Isaac Adams)这样说。是他开发和教授了教会的《好邻舍》课程。“我们要在这里忠心,既对神忠心,也对我们的邻舍忠心。”

“有福音,就有盼望。”凯尔锡说。无论是什么教会,无论在什么社区,“神都给了我们资源去做神呼召我们要做的事。”


译:JFX;校:何之是。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D.C. Pastors Navigate America’s Most Rapidly Gentrifying City

Sarah Eekhoff Zylstra(沙拉·茨尔察)是福音联盟的资深作家,于西北大学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
标签
社会问题
教会植堂
事工
城市事工
社会正义
贫穷
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