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离开家上大学后，我才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信仰。虽然从小在牧师家庭长大，但我始终分不清自己所相信的，有多少是来自父母的信仰，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认同。这种困惑让我在成长过程中一度远离了基督教。（或许当时我称自己为基督徒，不是因为这是一个事实，而是因为父母是基督徒？）
转机出现在大学时代。有位校园事工传道人每周都来与我谈心，他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基督教那独一无二的恩典不是刻板的教条，而是震撼人心的生命真理。就在那时，信仰的种子终于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如今我也成了传道人。每当人们得知我是提摩太·凯勒的儿子时，总会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天啊！如果我的父亲是提摩太·凯勒的话，我肯定早就信主了”，或者“如果我能随时向你父亲请教，我的孩子肯定会是基督徒”。这个时刻对我来说有点尴尬。我会告诉他们，其实我直到大学才真正信主。这个答案往往让他们目瞪口呆。在他们想象中，身为当代最会传福音的牧师之子，从小耳濡目染那些精妙的布道，我肯定早早地就信了主。
但事实恰恰相反。
人们的那种想法有两个错误。首先，它在神学上站不住脚。圣灵的感动从来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或完美的逻辑。如果我们以为需要这些才能传福音，那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用完美的福音宣讲替代了神的恩典。
其次，这种观点忽略了个人经历和文化背景对我们理解信仰的核心内容有多重要。试想，如果你向一个与父亲关系破裂的人传福音，而他所在的文化又崇尚物质享受，那么，无论你的福音讲解多么完美，他都很难接受“神是慈爱天父”的观念，更无法理解“人生价值不在于物质积累”的真理。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都会深刻影响他聆听福音的方式。
就拿我来说，虽然父亲很爱我，但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因素，还是让我在童年时期无法真正听懂福音。直到那位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牧师出现，他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让福音真理鲜活地呈现在我面前。我的经历（与圣灵的运行方式无关，参见《约翰福音》3 章）揭示了一个真理：处境化至关重要。我能从陌生人那里听懂福音，却无法从父亲那里领受，正是因为那位牧师找到了与我生命契合的表达方式。
用专业术语来说，这就是“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我给这个词的定义是：在不改变真理本质的前提下，用最能让人理解、最具说服力的方式传递神的真理。宣讲福音好像是一种“翻译”，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搭建桥梁，让福音真理不仅清晰可懂，更能真实可感。这不是迎合人们的喜好，而是用他们能理解的形式，解答他们内心的困惑，即便这些答案可能并非他们所愿。
在探讨如何实践福音语境化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文化的运作机制。唯有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背景、成长故事和文化叙事，才能带着福音的盼望与他们相遇。
文化不仅仅是社会的习俗与传统。每一种文化都在为其成员解答生命中最根本的问题：我为何存在？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应该如何修复？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并不会主动追问这些问题，因为文化早已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答案，这些答案就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叙事里。
比如，东方文化认为欲望是世界混乱的根源，而解药就是无欲无求。当今西方世俗文化告诉我们，人生本无意义，死后万事皆空，但活着就要活出自我。他们认为世界的问题在于他人试图控制我们（且不说这种认知本身就可能成为操控你的工具），解决之道就是追求自由、跟随自己的心、主宰自己的人生。可见，不同文化对于人类困境及其解决之道的解释可谓天差地别。
基督教对此有何见解？圣经说人类是按神形象所造（罗 1:18），因此任何文化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对神的认知，即便这种认知受到压制。但同时，所有文化也都因罪的侵蚀而扭曲，它们常将某个有限之物妖魔化为万恶之源，又将另一个有限之物神化为救世良方。
既然所有文化都兼具神圣印记与堕落痕迹，我们就不能简单判定传统保守派文化更“符合圣经”，或认定自由派世俗文化更邪恶。保守派文化常将家庭、集体或传统奉为绝对价值，结果催生道德绑架与排外心理；自由派文化则把个人与进步绝对化，导致个人主义崇拜。但事实上，家庭价值与个人尊严同样源自圣经真理。任何文化都是光明与黑暗的交织。
承认所有文化都既非全然神圣也非绝对中立，我们就能理解，向不同人群传讲不变的真理，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穆斯林提出的问题不同于世俗人文主义者，而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青年又有其独特的困惑。唯有量体裁衣的沟通，才能既清晰传达真理，又真正触动人心。
面对崇尚家庭与集体的保守派文化，我们既要回应他们对家园的深切渴望，也要挑战那些导致排外心理的道德优越感。而在崇尚个人自主与自我探索的自由派文化中，当人们对传统制度充满怀疑时，我们需要肯定他们对真实与自由的追求，同时揭示极端个人主义如何将人引向孤独的深渊。
有人会问，强调福音处境化，是否在为妥协真理找借口？难道不该直接宣讲纯粹的福音吗？这种质问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个人都带着自身文化的滤镜，所谓“直接”的表达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晦涩难懂。跨文化宣教士对此深有体会：在甲地行之有效的表达方式，到了乙地可能完全失效。基督教从来不存在某种超然于文化之外的“标准形态”，每个教会都或多或少地将未经福音检验的文化元素带入了信仰实践。
个人主义文化容易忽视基督教的群体维度，威权文化则难以理解良心自由与恩典真义。而身处不同文化的人，往往最能一眼看到你所在文化对基督教的片面理解。
换言之，所有基督教实践本质上都是处境化的。如果你说，“我不要处境化”，实际上你依然在推行某种特定文化视角的基督教，只不过你自己并不知道罢了。世上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受时代和文化影响的表达方式。就像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并不是以一个抽象的概念来到世上，而是在一个特定时空中成了一个特定的人：男性、犹太裔、来自劳工阶层。同样，当我们开始服事时，也必须像耶稣那样“道成肉身”，进入特定的文化处境。
基督教仪礼既然要符合圣经规范，就必然具有文化形态。比如圣经明确吩咐我们用音乐赞美神，但具体选用什么音乐？这就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现在看以撒·华滋（ Isaac Watts ）作品是古典圣诗，在他那个时代可是不折不扣的当代音乐。
当我们选择某种语言来宣讲福音，决定情感表达的强度，甚至选用某个讲道例证时，都意味着在靠近某些人的文化语境，同时疏远另一些人。我用英语讲道本身就是一种处境化行为，部分听众能听懂，而另一些人则不能。如果在讲道中引用《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和《恶搞之家》（Family Guy），文化背景不同的听众接收效果也会天差地别。
五旬节时，众人听见门徒用各自的乡谈传讲（徒 2:6）。但五旬节之后，我们再也无法同时“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林前 9:22）。承认这一点并非相对主义。正如卡森所言：“人类所阐述的真理永远无法超越文化载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本身受文化限制。”
处境化，就是把永恒的福音真理翻译成不同语言、文化、叙事和想象体系。无论你是否刻意为之，这个过程都在发生。
我们必须要留心，避免“过度适应”或“适应不足”。前者为了迎合某种文化叙事而稀释福音的挑战性，后者则因固守自身文化范式而无法回应他人的真实困惑。
比如在西方文化中，如果过度适应个人自由这一美好主题，就在无形中滋养了个人主义这个偶像，建立的教会就会丧失牧养监督与纪律惩戒的功能。反之，若对文化适应不足，则意味着我们固守自身文化偶像，对周遭文化的需求充耳不闻。无论哪种偏差，都会使事工丧失转化文化的能力。
既然福音的传播总是要在文化中进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境化？最忠心、易懂、有说服力的方法，在于对本文化的主流叙事进行三重处理：肯定、挑战与重构。
何为文化叙事？文化叙事本质上是对三个核心问题的回应：
我们应当深入了解朋友、邻舍、所处的城市和周遭环境，直到我们能精准把握周遭的文化叙事。福音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叙事既能包容又能成全所有文化故事。当其他文化将某个受造物指指为问题根源、将另一受造物奉为救赎方案时，基督教直指罪是万恶之本，并宣告耶稣才是终极答案。
现代文化告诉我们，人的身份来自于成功。这种故事宣称唯有功成名就才能获得幸福，它将勤奋与成就神圣化，同时将懒惰妖魔化。这种叙事的致命缺陷在于，即便获得成功，空虚感依然如影随形。喜剧大师金·凯瑞（Jim Carrey）曾说：“我觉得每个人都该尝尝名利双收的滋味......好让他们明白这根本不是答案。”如果你一直追求成功却无法得到，你就会灰心丧气、意气消沉。
福音首先是肯定这种叙事对勤奋的推崇，与此同时，福音也挑战其根本预设：任何成就都无法提供人终极的安全感与自我认同。最终，福音重构了这个故事。在基督里，工作虽好，却非获取身份的手段。正因神在基督里已完全接纳了我们，工作反而成为活出蒙爱身份的途径。我们努力做工不是为了得到认可，而是因为得到了完全的接纳而努力做工。这样一来，我们工作的动力就完全不同了。
基督教所讲述的”创造-堕落-救赎“的故事，不仅赋予我们理解万事的框架，更使我们能欣赏所有文化叙事中的真理微光。
首先，想想创造。基督教宣告万物本为美好。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 1:31）。起初并无邪恶（即使在中土世界，索伦也并不总是邪恶）。既然万物曾全然美好，我们便能以惊奇眼光探寻每件事物中残留的良善，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发现它们以何种形式存在，它们的起源都是美好的。色情是对性之美好的扭曲，谋杀是对自主权之神圣性的亵渎。
其次，再来看堕落。基督教认为万物皆已堕落。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没有受到罪的侵蚀。无论是政党、理性、情感还是教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堕落的。尽管这些东西可能有所帮助，但它们无法成为终极答案，因为它们本身也是破碎的。这使我们谨慎对待任何看似完美的主义或方案，也让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缺陷不再讶异。我们崇拜的一切偶像，我们高举的任何答案，无论是权力、认可、舒适、还是掌控，无论多么美好，都不配被奉为终极。
最终，基督教宣称万物都将得到救赎。在《启示录》末章描绘的终极时刻，天国降临人间，救赎万有。任何不完整文化叙事中的盼望，都将在这一伟大的故事中得到圆满实现。与此同时，既然万物本为美好，同为堕落之受造的我们，便能以同情怜悯之心看待一切堕落受造之物；既然万物皆已堕落，我们便不将自己陷入任何残缺的叙事之中。因此，基督徒既能欣赏各种世界观中的真理微光，又能清醒认识其未竟之处。
当我们处境化地宣讲福音时，我们既要揭示将任何事物置于神之上所带来的破坏性，同时指向耶稣里那更美之约。正如我父亲所写：“基督与罪和死争战。他付上代价，献上自己作为祭物，承担了我们应得的刑罚。”我们试图演绎的所有残缺故事，在耶稣里都找到了终极答案。
当我们和他人分享福音时，不是在说“我的故事比你的更好。”真正有效的福音传播与处境化表达应当是说：“来看看耶稣如何为你的故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拉明·桑内（Lamin Sanneh）在《翻译信息》（Translating the Message）中指出：多数反宗教的世俗叙事进入非洲时，都否定当地人的经验价值；而基督教叙事却尊重非洲本土故事，不是贬损它，而是在基督已成全的救恩中使其达到完满。
桑内还在别处写到：“基督教帮助非洲人成为更新的非洲人，而非改造的欧洲人”。这正是处境化的终极目的：让人看见自己灵魂深处的渴慕，如何在基督里得着满足。无论人来自何种背景，有何种困惑，福音都能给出完满答案。因此，处境化宣讲福音绝不是什么技艺，而是爱的行动。处境化是主动寻求用触动心灵的言语，传递那亘古不变的真理。
我们要像宣教士那样研读周遭文化叙事，肯定其中的美善，批判其中的扭曲，并显明这些叙事所追寻的，唯在耶稣里才有至善回应。处境化本就在所难免，让我们更加精通我们所处城市与文化的故事，将神的真理更有效地传递给需要听见的人。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Late-Modern W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