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艾伦·索金（Aaron Sorkin，《白宫风云》、《社交网络》的编剧）笔下其他作品一样，他的最新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The Trial of the Chicago 7）有很多台词，因此也有很多想法。这部冗长的法庭剧（因语言和暴力被评为R级）描述了围绕着1969-70年一场备受关注的真实审判。在那场审判中，七名政治活动家和反文化领袖被控在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策划阴谋和煽动骚乱。
索金利用这些历史事件探讨了一系列具有当代意义的大问题：政治激进人士相互竞争的利益和策略、司法系统中的种族主义、警察暴力、表演性的政治活动、大众媒体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等等。事实上，即使它记录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件，但影片在2020年10月的公映却因为这一年仍然与1968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使它完全成为对政治现状的评论。
其中，对当代政治最有见地的评论来自“七君子”之一的阿比·霍夫曼（萨沙·拜伦·科恩饰），他的信息娱乐（Infotainment）、行为艺术活动方式其实预言了21世纪的媒体和政治动态。
霍夫曼在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师从赫伯特·马尔库塞学习，并深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霍夫曼认识到媒体和流行文化对于发挥力量和改变人心的重要性，这使得他的政治活动主张与汤姆·海登（Thomas Emmet Hayden，埃迪·雷德梅恩饰）等更传统的政治活动家产生了分歧，后者在影片中这样告诉霍夫曼：“我没有时间去改革文化，那会分散我们对实际革命的注意力。”但霍夫曼坚信，文化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提。正如谚语所说：“政治是文化的下游”。
霍夫曼认为，拍照和吸引人的宣传噱头比有说服力的政策更重要，成为名人比有社运资历更重要。因此，他于1960年代开展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对着摄像机的表演。他的煽动性戏剧和将喜剧融入表面上严肃的事务的癖好，也就是把“行为艺术”放入政治运动之中的做法当时得到许多人的嘲笑，但后来却被证明是具有先知性的。
在美国政治史上，可以说有一条相当直接的线把阿比·霍夫曼与唐纳德·特朗普联系起来。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是极端对立的，但两人都认识到政治中表演性挑衅的力量。两人都直观地认识到，在大众媒体时代，政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意识到狂欢节表演者的魅力可能是政治成功的资产。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强调这种观念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插播阿比·霍夫曼在脱口秀俱乐部的场景，讲述他论述1968年抗议活动和随后审判的版本。这些场景流畅地穿插在审判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词和新闻档案中真实事件的场景之间，影片通过用各种版本的“表演”：脱口秀、马戏团审判的“剧场”和偶尔的新闻档案片段，交替地讲述这个故事。借此，索金观察到了我们这个“信息娱乐”时代的超现实性，在这个时代，我们以观看“新闻”为乐，政治就是一场大型的真人秀。谁都不会想到，居然会有一位在任美国总统把“巴比伦蜜蜂”（一个美国虚构讽刺故事网站——译注）的讽刺故事当作“新闻”分享，却常常把真正的新闻称为“假新闻”。
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一些事情让这一现象更加清晰和带来动荡。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出版的《媒介就是按摩》（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等书观察到大众媒体的形式如何改变了我们与现实的关系。电影制作人哈斯克尔·韦克斯勒（Haskell Wexler）在其1969年电影《冷酷媒体》（Medium Cool）中探讨了这一点，该片的片名取自麦克卢汉的书，至今仍是关于1968年芝加哥的权威电影。韦克斯勒的这部著名影片在当时是激进的，它以发生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抗议活动为背景，融合了虚构和非虚构情节。影片的主演（罗伯特·福斯特和维娜-·鲁姆）有时会在芝加哥街头真实的抗议者（和真实的催泪瓦斯）中扮演他们的剧本故事情节。索金的电影和《冷酷媒体》对媒体在1968年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有着共同的兴趣，这从两者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标志性咏叹“整个世界都在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就可以看出。
但全世界真的都在看了吗？1968年，大众传媒中的“大众”是实实在在的。当时媒体平台相对较少，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在看新闻中的同一个“现实”。这意味着大量的权力被整合到了相对较少的“控制叙事”的媒体寡头手中。这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对通过“文化产业”实现传媒霸权的担忧至少有一定的道理。霍夫曼谈论的“文化革命”在一个大众文化是一个真实而有力的存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是有意义的。控制电波和在摄像机面前推进一个引人注目的叙事，这两者都被证明能够推动公众舆论的指针，因为世界是真的在看。
但这在现在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我们已经不能真正谈论何谓“大众”文化。当然，媒体仍然有相当大的力量来推动思想和改变人心，只是当今社会的超碎片化，那种“每个小众都有一个媒体渠道”的现状意味着媒体力量被分散到一个越来越大的、每个人自己设计的回声室中。可以肯定的是，个人在这些自制的媒体泡沫中不断得到塑造，但却是被对现实各种版本迥然不同的叙事和信念方向所塑造。我们可以说众多的“文化革命”正在当今这个被算法碎片化的世界中发生，而这些“文化革命”都是微观的，并进而催生了各种不同的激进表达方式（从“安提法”到“骄傲男孩”，从BLM到QAnon），它们存在于完全独立的世界中，彼此不但没有互相理解，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这对国家政治的意义深远，广泛的、意识形态上一致的联盟不再可能形成。取而代之的是，成功的政党和竞选活动将需要借助微观文化革命的必然大杂烩（因此是不稳定的，而且常常是自我矛盾的）性质，以某种方式努力同时吸引各种信念不同的群体（例如，特朗普同时吸引LGBT活动家和保守的福音派）。这将不可避免地显得混乱，并在选举中滋生不稳定因素，因为微观革命的动态迅速变形并会相互反应。长期的政治变革，拥有广泛共享的意识形态信念和期待相同的目标或结果，将变得几乎不可能。永久（但相当无力）的波动和僵局，而不是持久的革命，将成为常态。
这对教会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警告。当政治联盟作为意义和目的平台变得更加脆弱和令人沮丧的时候，基督徒的普世性合作联盟却可以作为一个吸引人的稳定、持续的变革媒介而脱颖而出。
当政治越来越被锁定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循环中，并且总是受制于目前可以混入联盟中的任何极端主义怪异鸡尾酒时，基督徒应该接受他们的信仰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相对连续性的信仰和实践。当各个政党在医疗解决方案上产生分歧，并在解决无家可归、教育和大规模监禁问题上无法努力取得进展时，教会却一如既往地在这些领域——医院、学校、医疗宣教、危机怀孕中心、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监狱事工——继续着自己的努力。对于今天以霍夫曼和“芝加哥七君子”为模版又受挫的年轻活动家来说，如果基督的教会被视为最可靠的运动，能够实现有效的、持久的改变，那会怎样？
同时，随着人们对充满偏见、容易出错的媒体越来越怀疑，基督徒有一个可靠的智慧源泉，即《圣经》，它仍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实用，并帮助我们抵御政治家释放的虚假和平鸽。但这也是一个警戒的提醒，因为可悲的是，今天的许多基督徒并没有被圣经塑造，他们更多是被各自的媒体泡沫所塑造。他们被耶稣基督呼吁的灵命改变感动的程度，远远不如被他们的脸书上掀起的任何一场“微革命”感动的程度。许多基督徒没有紧紧抓住圣经坚实的认识论基础，而是在我们的信息娱乐沼泽的后真理流沙中沉沦。而我们往往没有利用媒体的平台来聚焦耶稣，而是跟着世界简单地聚焦自己。
当阿比·霍夫曼认识到媒体推动革命的力量时，基督徒可以跟着他点头。但我们必须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容易被吸进各种各样的被社交媒体推动的微革命中。但其实只有一场革命值得为之奋斗，这场革命不是在芝加哥街头或手机屏幕上发起的，而是在加利利海岸上发起的。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Chicago 7’: Abbie Hoffman’s Infotainment Ins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