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 年 12 月，老浸信会牧师约翰·利兰（John Leland）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过去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事。”头一件是两位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竟在同一天逝世，而这一天正是 7 月 4 日美国独立日。利兰特别强调：“这距离他们签署《独立宣言》，刚好整整五十年。”
第二件事在普通人看来可能微不足道，却让利兰激动不已：“如今佛蒙特州的州长和副州长，都是我们浸信会的牧师......这在美国历史上可是破天荒头一遭。”要知道，当年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开国先贤中，浸信会信徒只有孤零零的一位。
利兰绝对想不到，150 年后的 1976 年，美国会迎来这样一位总统：他出身佐治亚州的乡下，是地道的浸信会信徒，平时还在主日学校教书。虽然《新闻周刊》把这一年称作“福音派之年”，但对浸信会来说，适逢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的这次大选，标志着他们真正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两百年的积淀，浸信会终于等来了这一刻——凭借在政治、文化、经济各个领域的深厚根基，一位标榜“重生得救”的浸信会信徒，昂首迈进了白宫大门。
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并非首位入主白宫的浸信会信徒——沃伦·哈定（Warren G. Harding）和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也是浸信会成员。但与前两位不同的是，卡特毫不避讳自己的福音派信仰：他常向人见证“重生”如何改变了自己的生命，公开分享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这位南方花生农出身的政客甚至不顾竞选顾问劝阻，多次对媒体自称“重生基督徒”，引得不少美国人纷纷查阅“重生”的含义。
“福音派”（evangelical）一词源于 18 世纪大觉醒运动，其核心并非政治标签或社会学术语，而是根植于希腊语"euangelion"（意为“好消息”）的神学立场。正如卡特在新罕布什尔州演讲时所言：“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对神的信靠与委身。”强调悔改归信、圣经权威与社会实践的卡特，与深陷丑闻的哈定之流截然不同。
简而言之，卡特是首位高调彰显信仰的浸信会总统。1974 年他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宣布参选时，就引用圣经经文。自 1908 年长老会信徒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之后，再没有候选人像他这样在竞选期间公开宣扬重生基督徒这一信念。尽管“福音派”与“浸信会”并非同义词，卡特却将二者完美融合了。
作为第三代美南浸信会信徒，卡特一言一行都带着鲜明印记。“若当选总统，”他在浸信会媒体专访中宣称，“我将以毕生言行彰显基督徒的品格。”
一方面，他与美南浸信会温和派渊源深厚；另一方面，在主流美国人眼中，他仍是保守派代表。1975 年《洛杉矶时报》直接称他为“宗教信徒、道德主义总统候选人”。
这一策略最终大获成功。水门事件与越战阴霾之下，卡特凭借正直品格、民权立场、扶贫主张及敬虔信仰，凝聚黑人新教徒与白人福音派选民，横扫除弗吉尼亚州外所有南方州，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因赦免尼克松而备受争议的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
虽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同样来自南方，但卡特却是内战结束后首位来自“深南部”（Deep South）的总统。不过，卡特代表的不仅是“新南方”政治势力的崛起——尽管他后来在堕胎和同性恋权益问题上的立场让保守派大失所望（直接催生了基督教右翼运动和 1980 年里根的当选），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他身上浸信会信仰的深刻烙印。事实上，1976 年他的当选堪称美国浸信会传统的一次集体亮相。
卡特的公开信仰植根于美南浸信会的土壤。20 世纪 60 年代末经历重生后，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州逐户传福音。1973 年筹备葛培理亚特兰大布道会时，时任佐治亚州长的卡特第一时间宣布愿意为美南浸信会信徒效力。
这位骨子里带着宣教使命的总统，对地方教会同样忠心。当记者质疑普莱恩斯浸信会（Plains Baptist）没有黑人信徒可能隐含种族歧视时，卡特回应道：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留在教会内部改变这些令我痛心的观念。如果这是个乡村俱乐部，我会立刻退出。但这不是我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
至少直到 1976 年时，他的救赎观、复兴观和教会观都深深打着美南浸信会的印记。
但卡特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美北浸信会的铺垫——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北方信徒为美南浸信会总统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其实卡特并非首位在主日学课堂接待大都市记者的社会关怀型浸信会信徒。早在几十年前，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就在曼哈顿第五大道浸信会（Fifth Avenue Baptist）带领著名的弟兄查经班。
在同一间教会，后来成为纽约州长、美国首席大法官及北方浸信会首任会长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也在授课。在洛克菲勒家族支持下，休斯最终成为哈定总统的国务卿。
1924 年卡特出生时，浸信会信徒正首次主导国家外交政策走向。洛克菲勒家族成功让浸信会政治领袖成为常态。而历史总是充满巧合——洛克菲勒的孙子纳尔逊（Nelson Rockefeller），正是卡特对手福特总统的副手，美国历史上第三位浸信会副总统。
若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以及黑人浸信会的影响力，卡特恐怕很难赢得南方黑白福音派选民的一致支持。当年约翰·洛克菲勒曾向亚特兰大友谊浸信会（Friendship Baptist Church）地下室创办的女子神学院慷慨解囊——这所为年轻黑人女性设立的学校，许多学生曾是文盲奴隶。校方提议以“洛克菲勒学院”命名以示感谢，却被他婉拒。最终学校以岳父哈维·斯佩尔曼（Harvey Spelman）命名，这位美国自由民联合委员会的执委，成为了斯佩尔曼神学院（Spelman Seminary）的名字由来。
历史总有奇妙的交汇：1924 年卡特出生那年，这所学院正式更名为斯佩尔曼学院（Spelman College）。日后，马丁·路德·金的母亲和祖母都曾在此求学。1976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当卡特与竞选搭档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与科雷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老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Sr.）同台时，这位埃比尼泽浸信会（Ebenezer Baptist Church）牧师、民权运动象征的精神遗产，在复兴运动的氛围中得到了完美彰显。
正是借助葛培理布道运动的影响力、金博士的精神遗产，以及洛克菲勒家族打下的基础，卡特对公共信仰和种族正义的倡导，最终将他送进了白宫。
在佐治亚州这个浸信会信徒杰西·墨瑟（Jesse Mercer）曾为州宪法撰写宗教自由条款的地方，卡特继承了一种独特的宗教自由传统。这种传统使他既能坚守保守的福音派信仰，又能包容州内多元的政治观点。佐治亚州的浸信会政治传统兼容并蓄，既孕育了卡特这样的温和派，也培养了像神学家兼社会活动家克拉伦斯·乔丹（Clarence Jordan）这样的进步人士——这位佐治亚西南部科伊诺尼亚农场的创始人，正是他将卡特引荐给了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创始人米勒德·富勒（Millard Fuller）。
卡特的从政风格深受各类浸信会信徒的影响。到 1980 年，那些曾将他送入白宫的保守派联盟已然瓦解——就连葛培理也转而暗中支持里根。但 1976 年确实当之无愧是“浸信会之年”：在美国建国两百周年之际，当福音派选票在卡特与福特之间摇摆时，形形色色的浸信会基督徒罕见地团结一致，终于将他们中的一员——首位美南浸信会基督徒送进了总统办公室。
时至今日，卡特仍被视为美国历史上少数几位“福音派”总统之一。但鲜为人知的是，他鲜明的浸信会身份同样深刻影响着其执政风格。颇具浸信会特色的是，卡特在任时的特勤局代号竟是“执事”。不过，这位仅任职一届的总统也再次印证了一个政治现实：在美国历史上，浸信会更多扮演的是“造王者”而非“王者”的角色。
这种境况与两百年前约翰·利兰评价杰斐逊的时代并无二致。随着 2026 年美国建国 250 周年临近，面对行政分支中浸信会成员依然寥寥的现状，我们更应重温卡特总统那份坦荡的信仰告白——在那个“福音派”尚未被政治标签裹挟的年代，这个称谓所承载的，不过是对福音重生大能的朴素信念。
无论白宫主人是否浸信会人士，对基督信仰与重生这一神迹的见证，在今日依然如同 1976 年那般重要。这份跨越时空的呼召，始终在叩击着每个信徒的心门。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Year of the Baptists: Jimmy Carter and the Election of 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