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让我说说三四十年前，我小时候的教会是什么样子。
我在爱荷华州玉米田中的一间小型改革宗教会长大。那时的敬拜很讲究规矩——我总是穿着连衣裙，和家人一起坐在坚硬的木质长椅上。唱诗的时候，大家都会打开诗歌本，唱《你真伟大》（How Great Thou Art）、《坚固保障》（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和《万福泉源》（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这类圣诗。几乎每首歌里都能找到“祂”（"thee"）或“祢”（"thou"）这样的古英语词汇，我们唱的圣诗大多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
再看看现在的教会，别说管风琴了，连钢琴都没有。敬拜团队就用电子琴、吉他和架子鼓来伴奏。诗歌本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墙上投影出来的歌词。虽然我们还是会唱点圣诗，但现在唱的敬拜歌曲大多只有七年左右的历史。
这样的变化并非个例。根据调查，从 1998 年到 2018 年这二十年间，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使用投影仪，添置架子鼓，会众也开始在敬拜中举起双手。
研究人员认为，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整体变得更加随意了。现在我们跟邻居打招呼甚至跟老板说话，都不再用“某先生”“某太太”这样的称呼了。上班、去教会的时候，穿西装或连衣裙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从诗歌本到投影屏的转变，与其说是神学观念的改变，不如说是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
这种变化确实很有意思，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创作赞美诗的方式也在改变。不管是创作还是发布，速度都变快了，歌曲也更容易受到关注。歌词更加口语化，有时在神学上的严谨程度也不如从前。
不过，有间教会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尝试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创作方式。这种方式看起来又慢又笨，按理说不该成功——但最终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接下来，就让我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看看他们都学到了些什么。
城市之光（CityAlight）在基督教音乐界可以说是一支新秀——他们在 2015 年首次登陆音乐平台Spotify，发布了《耶路撒冷》（Jerusalem）这首歌。到了 2018 年，随着《不是我，是基督在里面》（Yet Not I but Through Christ in Me）的推出，他们开始引起广泛关注。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网上搜索量的增加和居家敬拜的需要，他们在Spotify上的月度听众已经突破了 150 万。
2023 年 9 月，在福音联盟的澳大利亚全国大会上，超过 6000 人和城市之光一同敬拜。我当时也在场，心情特别激动，因为他们创作的好几首诗歌都是我的最爱，比如《不是我，是基督在里面》《这就是那日》（This Is the Day）和《拯救我灵》（Saved My Soul）。
我很兴奋，一方面是因为我知道城市之光很受欢迎，另一方面也为他们能在繁忙的巡演和创作日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的大会而感动。
大会第二天，我把这些想法跟我们的活动总监安·韦斯特雷特（Ann Westrate）分享。她说确实不太容易邀请到城市之光，不过原因却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他们都得跟各自的雇主请假，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她解释说，“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平面设计师。这个乐队其实就是一群在同一间教会敬拜团队服侍的会友。”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那些创作和演唱《唯有圣洁的神》（Only a Holy God）的人竟然不是职业音乐人？这个在Spotify上每月有上百万听众的团队，居然不是一支专业乐队？
“我们只有一个全职同工负责城市之光的事务，”团队成员蒂亚尔妮·特兰特（Tiarne Tranter）说，“其他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都是志愿者。大家的生活都很忙，所以连找时间排练都不容易。但是除了工作量大了些，我们的使命一直没变。日常生活也还是老样子——我们还是参加教会聚会、参加查经小组，在主日参与服侍。如果让外人看到我们这里的日常，他们可能会大吃一惊——原来我们是这么业余的一群人。”
大部分时间里，蒂亚尔妮就是一位普通的高中体育老师和母亲。她要备课、洗衣服、查经。她只是碰巧在一间特别注重敬拜诗歌创作、并且采用了独特创作方式的教会服侍而已。
城市之光的故事要追溯到将近 200 年前，当时在澳大利亚的城堡山（Castle Hill）建立了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最初的聚会场所，比起剧院或学校体育馆来说，有着更为特别的历史——它原本是用来关押来自英国的囚犯营房，后来又被用作精神病院 15 年，最终才成为圣西门圣公会（St.Simon's Anglican Church）的家。30 多年后，圣西门教会关闭了，会众被安排到两英里外新建的圣保罗圣公会（St.Paul's Anglican Church）聚会。从创立之初，这个教会的会众就特别热爱音乐。
“他们一开始就组建了诗班，这个诗班从那时候就一直在唱诗，”蒂亚尔妮说，“大约三四年前，我们举办了一场回顾圣保罗教会历史的活动，播放了一段关于最早教堂的老视频。即便是在那些泛黄的画面中，你也能看到诗班在唱诗，有人在带领敬拜，那画面真的很打动人。”
圣保罗教会的会众把这份对音乐的热爱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传承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们教会的文化中。年轻人看到别人在服侍，也想要参与其中，”蒂亚尔妮说，“我们现在所结出的果子，正是教会领袖和年长的弟兄姊妹多年来默默耕耘的成果。”
就在圣保罗教会发展的同时，附近的一间教会也开始崭露头角。1983 年，布莱恩和博比·休斯顿（Brian and Bobbie Houston）夫妇在距离不到五英里的地方建立了新颂教会（Hillsong Church）。布莱恩鼓励敬拜团队创作自己的音乐，十年后，新颂教会的敬拜事工主管创作了《向主欢呼》（Shout to the Lord）这首诗歌。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引起轰动，很快就在全球各地的教会、青年团契和基督教营会中广为传唱。
新颂教会在推动基督教音乐产业快速发展方面功不可没。从 1993 年到 1997 年，基督教音乐专辑在美国市场的份额翻了一倍多，成为增长最快的音乐类别。那个年代还有其他一些澳大利亚音乐人为基督教音乐的发展添砖加瓦——还记得新闻男孩乐队（Newsboys）的首张专辑吗？还有丽贝卡·圣詹姆斯（Rebecca St. James）？
“这些音乐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让大家开始思考：‘我们是不是该重新思考会众敬拜和诗歌的方式？’”城市之光的词曲创作人里奇·汤普森（Rich Thompson）说，“我觉得这种思潮在这里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
里奇特别热爱音乐，后来还加入了另一支澳大利亚乐队——“复兴”（Revive），并在四年时间里一直为“第三天乐队”（Third Day）担任开场嘉宾。不过这段故事我们待会再说——先让我们回到正题。
说回 90 年代的圣保罗教会，当时的敬拜团队也开始尝试创作和演唱自己的音乐。基思·贝克（Keith Baker）还记得 1998 年他作为实习牧师刚来到教会时的情景。
“那时他们刚刚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基思说，“里面有很多管弦乐的编排，融合了各种不同风格的歌曲。”
“这张专辑在悉尼的反响相当不错，”音响工程师里奇·瓦萨洛（Rich Vassallo）说。他正是在那个时期开始参加圣保罗教会的。“很多教会都开始使用这些诗歌。到了 2000 年代中期，他们又录制了一张录音室专辑，但因为种种原因效果不太理想。2011 年，我接手负责一个新的录音项目，这次我们换了一种全新的方式。”
这一次，他们没有租用录音室，而是选择现场录音，还邀请会众一起参与。
“说实话，当时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里奇说，“教会没有预算，所以我们得想办法筹钱。我们东拼西凑，从大家家里借来设备，想尽办法把事情办成。”
最后的结果还算不错。
“成品的质量还可以，”他说，“虽然跟我们现在的制作水平没法比，但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因为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团队文化建设和项目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那么，他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教会领袖们的想法很简单——不是为了卖专辑，不是为了去巡回演出，甚至不是为了创作出什么音乐杰作。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教会提供“合乎圣经、富有时代感、方便会众开口唱的新赞美诗”。
因为圣保罗教会希望成为“山上之城”，引领人们归向“世界的光”，所以他们给这张专辑起名叫《城市之光》。
圣保罗教会的音乐总监对创作诗歌特别重视，他甚至向教会申请聘请一位兼职同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他推荐了里奇·汤普森，当时里奇刚结束在美国与复兴乐队的十年合作，回到澳大利亚。
教会希望里奇能每周抽出两天时间为他们创作诗歌。但里奇当时有全职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只能承诺抽出一天时间。
这时，圣保罗教会刚好开始为社区的孩子们开设音乐课程。他们邀请了教会会友乔尼·罗宾逊（Jonny Robinson）来负责这个项目。乔尼是个学者型人才——正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但在行政管理方面，他却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只能硬着头皮摸索着处理各种具体事务。
“一天晚上，我在等其他课程结束的时候，随手在钢琴上弹着玩，”乔尼说，“不知不觉就写了一首基督教歌曲——是一首教会诗歌。有人听到后就对我说：‘嘿，你能在这个主日弹那首你写的歌吗——就是《赞美救主》（Praise the Savior）？’”
乔尼欣然同意了。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教会的会计跟我说：‘嘿，前几天那首歌原来是你写的啊。我都不知道你还会写这种音乐。’”乔尼说，“我想他之所以这么惊讶，可能是因为我把音乐学校管理得实在太糟糕了——那些行政工作我完全不在行，所以当他发现我居然还能做出一些像样的事情时，着实吃了一惊。”
教会的会计对乔尼的才华印象深刻，就建议让他来负责另外那天的创作工作——也就是里奇抽不出时间的那天。就这样，里奇和乔尼、音乐总监一起开会，这也是里奇和乔尼的第一次见面。
“音乐总监说：‘抱歉，我得去参加另一个会议了。你们要是想继续聊就聊吧，随意哈。’里奇就问我：‘要不要再聊会儿？’我说：‘好啊，隔壁房间有架钢琴，我们可以去那儿边弹边聊。’于是我们就坐下来，我跟他分享了创作构思。我已经写好了一个带有民谣风格的曲子。就这样，我们一起创作了《耶路撒冷》这首歌。”
这首歌虽然很优美，但在圣保罗教会里并非所有人都欣赏。
“教会里有人质疑这笔开支是否合理，”乔尼说，“他们觉得我们不该因为创作赞美诗而拿工资，甚至认为我们根本就不该做这件事。”
这种想法其实不难理解。毕竟，不是还有人忍饥挨饿吗？无家可归的人需要照顾，寡妇孤儿需要帮助，为什么要把钱花在创作赞美诗上？这样使用神赐予的资源，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
对此，教会领袖们有自己的看法：神赐给了我们独特的恩赐——我们的会众不仅热爱音乐，而且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用这些恩赐来创作新的赞美诗本身就是一种事工，既能服事我们自己的会众，又能祝福周围其他的教会。
当时的圣保罗教会并没有意识到，这笔投入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里奇和乔尼对音乐行业的惯常做法都很熟悉，而且总喜欢追问：为什么事情非要这样做呢？就这样，他们逐渐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音乐理念，开创了一种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创作方式。
不过要理解他们具体做了什么，我们得先了解这个行业一直以来是怎么运作的。
20 世纪 90 年代，当现代基督教音乐席卷电台和CD市场时，教会的敬拜模式也随之改变。研究显示，从 1998 年到 2012 年，许多教会陆续取消了诗班、周报和管风琴，转而安装投影设备和吉他音响。根据一项长期且严谨的全国教会研究（National Congregations Study）显示，赞美诗的歌词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敬拜的重点“从注重信仰和教义，转向强调体验、情感，并最大限度地兼顾不同风格”。
这种改变并非人人赞同。由于争议持续发酵，情绪也日益激烈，许多教会称这场争论为“敬拜之战”。最终，不少教会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安排两场崇拜——一场传统形式，另一场现代方式。
随着时间推移，这场争议的激烈程度逐渐淡化。如今，很多教会的主日崇拜中会同时唱传统圣诗和现代敬拜歌曲。在许多敬拜场合，你都能听到与基督教电台或Spotify播放列表中相似的歌曲。
里奇·汤普森说：“在我看来，基督教音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电台播放的，另一类是教会使用的。在 2000 年代，这两类音乐有着明显的界限。当时如果你看这两类音乐的排行榜，无论是最受欢迎的还是最常使用的歌曲都很不一样。但到了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赞美诗进入了电台，很多电台歌曲也被教会采用。”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很难说清楚，”他说，“据业内人士分析，原因之一是和主日敬拜有关——当会众反复唱某首敬拜歌时，自然就熟悉这首歌了。”
里奇解释说，“电台工作人员发现，如果播放这些在教会中唱过的歌曲，听众会因为熟悉而倍感亲切。于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趋势——敬拜歌曲在制作时会特别考虑电台播放的需求，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
这种变化可以理解。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喜欢上一首歌，在电台或音乐平台上听到它会感到格外亲切；同样，如果我们在电台里听到喜欢的歌，在教会里能唱也会倍感欣慰。
理论上看，这似乎很完美。但现实生活往往没有那么简单。
问题在这里：如果电台只播放敬拜音乐，就会排除许多不属于这个范畴的歌曲。在 90 年代，大多数教会并不会唱迈克尔·W.史密斯（Michael W.Smith）的《去西部吧年轻人》（Go West Young Man）、DC Talk乐队的《耶稣怪人》（Jesus Freak）或史蒂文·柯蒂斯·查普曼（Steven Curtis Chapman）的《伟大冒险》（Great Adventure）。但这些歌曲却在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类歌曲——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非集体敬拜歌曲”或“个人灵修歌曲”——在艺术表现上可以更加自由。无论是音乐还是歌词都可以更具创新性，可以表达更真实的情感，更加个人化。它们有着独特的价值。如果电台只播放敬拜音乐，我们就会错过这些珍贵的歌曲。
反过来说，如果教会只唱电台歌曲，我们就会失去很多适合会众齐声颂唱的歌曲。教会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歌，从《有福的确据》（Blessed Assurance）到《你信实何广大》（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但这些歌曲很少在电台播放。
有趣的是，全球化的互联反而限制了我们的选择。研究者指出，教会音乐总监过去会仔细翻阅圣诗本或诗歌本，挑选最适合本教会处境的歌曲。而现在，敬拜领袖似乎都从网络、大型教会或各种特会上流行的少数金曲中选歌。
如果你想创作的赞美诗能成为热门歌曲，那么从神学角度来讲，歌词不要太过严谨或要求太高。
这里有个典型的例子：几年前，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USA）想要修改凯斯·盖蒂（Keith Getty）和斯图尔特·汤恩德（Stuart Townend）的《唯有基督》（In Christ Alone）中的一句歌词。他们不认同“直至牺牲挂于十架，挽回神怒甘受刑罚”这句话，想改成更温和的“直至牺牲挂于十架，神的慈爱显为至大”。盖蒂和汤森德坚持拒绝这一修改，认为救赎是福音的核心，不容更改。最终，美国长老会投票决定将这首歌从他们的圣诗本中删除。
让歌曲走红的另一个途径是为大型教会工作。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2010 年到 2020 年间最受欢迎的 38 首赞美诗中，有 36 首来自四个源头——悉尼的新颂教会（Hillsong）、雷汀市的伯特利教会（Bethel）、夏洛特的升高教会（Elevation）和亚特兰大的热情城教会（Passion City Church）。
这些都是超大型教会。但它们的共同点不止于此。这四间教会都属于灵恩派神学背景，主要会众为白人，且都位于西方国家。不管是好是坏，它们都在塑造着其他教会的敬拜方式，尽管全球大多数教会在神学立场、规模、地理位置和人口构成上都与它们大不相同。
但这些都不是里奇最关注的问题。
“写一首赞美诗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这是我们经常思考和讨论的问题，”里奇·汤普森说，“我们总是在问自己：为什么要创作？动机是什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当然，我们最根本的动机是荣耀神，我们希望通过创作既有丰富圣经内涵又易于传唱的诗歌来装备教会。”
在当今这个规模庞大且利润丰厚的音乐产业中，牢记这一点尤为重要。
里奇说：“每当艺术开始商业化，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危险：创作过程或行政管理会凌驾于艺术本身。当销量上升，需求增加时，你就不得不开始去满足这些需求。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直很警惕。我们要保证创作赞美诗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装备教会，而不是为了完成指标、赶任务或达到营收目标。如果歌曲没有按时完成，那这一季就干脆不录制，这种情况过去发生过很多次。让人担忧的是，大机构里的创作者往往没有这样的自由。”
这并不是说那些创作者不是基督徒，或是他们没有好的内容可写。问题在于，创作时间的压力使得敬拜歌曲更像是酒店里的装饰画，而不是达芬奇的杰作。
“词曲创作者每年都有固定的任务指标要完成，这在业内很普遍，”里奇·汤普森说，“他们会得到预付款，这算是所属机构的一笔投资。机构需要通过他们的作品收回成本。这种做法在各类音乐领域都很常见。”
问题是，在压力下快速写作很容易滋生隐患：创作时缺乏足够思考，不会那么字斟句酌。
里奇说：“如果装备教会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如果这些歌曲将在教会中被传唱，那么在创造富含神学内容的赞美诗时，就需要格外谨慎。在我们看来，这必然需要时间。我们是在服侍基督的新妇啊！这是建造教会的绝佳机会，但同时也蕴含着危险。如果通过你的歌误导人或教导一些略有偏差的内容，长此以往，影响非常严重。”
这是因为我们特别容易记住歌曲。当你反复听到某个曲调和歌词时，几乎不知不觉中就会把内容铭记于心。
里奇·汤普森说：“那些古老圣诗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实在太深远了。就拿《唯有基督》来说——这是一首扎实的信仰告白诗歌，会伴随你一生。‘已无罪愆，不惧死亡’，有多少次我们反复在心里重复这些歌词啊！这意味着，如果人们要这样反复思想这些歌词，它们就必须扎根于圣经。但凡有一丁点偏差，不断地回想重复就可能偏离真道或产生混淆。这里面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乔尼把这比作讲道。为教会预备的话语很重要，牧师会花时间和心思确保内容准确。但很少有人会反复听一篇讲道直到能背得出来。因此，如果牧师需要几周时间预备一篇讲道，里奇和乔尼认为他们至少需要几个月——有时甚至接近一年——来创作一首歌。
但一首歌的字数远远少于一篇讲道。那么，他们用这么长时间都在做些什么呢？
第一步是确定主题。里奇会在手机上记录主题灵感——这些想法往往来自他日常生活的感悟。乔尼则喜欢把想法记在笔记本里。他们的许多歌曲都是从教会的讲道系列中得到启发——比如《不是我，是基督在里面》来自《腓立比书》的讲道系列，《亘古常在的主》（Ancient of Days）则来自《但以理书》的讲道系列。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是不要马上开始写作。
乔尼说：“假如你要写一首关于复活的歌，仅仅把脑海中关于复活的头三个想法写下来，或是把最近听到的关于复活的内容记录下来，是远远不够的。你对复活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我也一样。没人能靠脑海中的零星想法就写出一首关于复活的歌。所以里奇和我通常会花上三四个月，有时甚至半年的时间来酝酿。”
里奇和乔尼会听讲道、读书，并互相分享与主题相关的文章。有时候，富有成效的创作讨论就是他们俩花上几个小时交流各自的读书心得和思考。他们的目标是把深奥的神学真理理解得特别透彻，以至于能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向任何人解释。
里奇说：“我们需要明白：神通过祂的话语要向我们传达什么？这对我们教会有什么具体应用？我们又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通常在正式动笔之前，我们会把白板写得满满当当。”
这种酝酿的创作方式，就是为什么城市之光的词曲创作者——无论是里奇、乔尼，还是圣保罗教会的其他创作者——都不是全职的原因。
“城市之光的每位创作者都必须有一份正职工作，这样你的生活才能有更丰富的阅历，”里奇说，“这意味着你能够真实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切身体会会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这样我们就能把所思考的神学真理，自然地融入到我们一周中经历的各种场景里。”
这种做法也减轻了经济压力。如果雇主期待你不断创作出热门歌曲，你可能会为了赶工而草草了事。
渐渐地，里奇和乔尼甚至不愿意接受教会每周一天的创作工资。他们主动放弃了圣保罗教会的薪酬，转为志愿创作。
即使充足酝酿之后，创作者们仍然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歌词写出来。因为他们所处理的主题都很深奥，再加上还有乔尼的严格要求。
后来，乔尼完成博士学位后开始在大学教授哲学。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即使是一个定义不准确的词，都可能让整个思路偏离方向。
乔尼说：“我们一开始就定下了规矩。比如说，‘如果你想在同一节歌词中再加上一个抽象名词的话，就必须解释这样做的原因，为什么这样做不会让听众糊涂。’”
乔尼的语法规则比大多数博士论文的要求还要严格。创作者们必须向他说明连接词是如何起作用的——比如“和”“但”“或”“既然”“因为”这些词。他们必须把每句歌词的主语和宾语都交代清楚。如果在不同句子之间换用代词——比如“他”“她”“它”和“我们”——就必须明确说明这些代词具体指的是谁。
而这还只是开始。
“歌词要清晰，旋律也同样要清晰，”乔尼说。
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为什么歌词需要清楚明确，但旋律为什么也要清晰呢？音符又不是在解释神的话语，旋律好不好听有那么重要吗？
乔尼是这样解释的：在戏剧表演中有个概念叫“第四面墙”，指的是演员和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当这面墙被打破时——比如音响突然出问题，或者演员因为意外而笑场——这种打断会把观众从沉浸状态中拉回现实。他们不再沉浸在剧情中，而是回到了剧场里，开始想着离中场休息还有多久。
乔尼说，敬拜中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这并不是说会众要像看戏时那样刻意让自己投入。而是唱赞美诗能帮助我们专注于神，让我们暂时忘记周围的事物，进入一种特别的心境。
任何问题——意想不到的副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歌词、唱不上去的音符——都可能打破这“第四面墙”，把我们从专注敬拜的状态拉回现实，开始注意前面的人穿了什么，或者想着还要多久才能吃午饭。
乔尼说：“当大家都在属灵上很投入——思想着歌词，向神歌唱——这时候如果旋律突变，每个人都会从专注和默想中被惊醒。敬拜的氛围就这样被打断了。”
乔尼觉得，他可以通过写出大家耳熟能详的曲调来让旋律更容易把握。
“所以我说，‘不如我们试着写一些类似民谣风格的歌曲，’”他说，“这样大家在唱的时候，能自然地跟上旋律，不会觉得困难。”
音乐简单化还有另一个好处：无论是只有一把吉他的小教会，还是配备完整乐队的大教会，都能轻松演奏这些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澳大利亚有一半的教会每周聚会人数不到 50 人，美国有一半的教会每周聚会人数不到 65 人。
“我特别想要保证每一首歌都能在小教会里传唱，”乔尼说，“这就意味着不能有太大的音阶跳跃，不能非要用某种特别的电子音色，不能依赖特定的鼓点节奏。也不能在情感上要求太高，免得当你的心情与歌词表达的完全不同时，就唱不出来。”
起初，这让一些圣保罗教会的会众感到失望。他们觉得城市之光的曲调太过平淡，甚至有点单调。
“有人对这种风格的歌曲表示怀疑，”乔尼说，“他们说，‘这也太简单了吧，能不能写得有趣一点？’”
其实，创作团队完全有能力写得更复杂。
里奇·瓦萨洛说：“在录制《唯有圣洁的神》这张专辑时，我们在录音室为吉他手写配器——当时请来了尼格尔（Nigel Hendroff）为我们弹吉他。他弹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吉他独奏，听起来太棒了，就像你在最喜欢的专辑里才能听到的那种。我们都在说，‘这真是太棒了。不过，你能再简单一点吗？’”
“这确实是一个两难：这种有创意有技巧的精彩演奏，我们想要，也很喜欢。但问题是，这种风格可能会让人听了觉得他们弹不了这么好，甚至试都不敢试了。所以即使在早期，就有人说我们旋律太朴实、演奏太简单、缺乏创意。但我们一直提醒自己，这其实是一种表扬......不管别人对创意有什么看法，最重要的是大家在唱这些歌——而这正是我们最想要的。"
每年有几次，一个由六人组成的评审小组——其中包括圣保罗教会的主任牧师——会坐下来认真聆听提交的歌曲。他们会评估歌曲是否易于传唱，检查神学内容是否准确，并审查代词的使用是否恰当。他们会把候选歌曲分成三类：不合格的、只需小小修改的，以及需要重新创作的。
正是因为这个评审小组的把关，《唯有圣洁的神》才有了现在的四段歌词。这首歌最初只有三段，主要表达了神的圣洁和神与我们的分别。
“主任牧师说，‘你们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你们错过了美。没错，神是圣洁的，但祂也是亲密的，’”里奇·汤普森说，“起初我们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这首歌花了好大的功夫。但平静下来后，我们会想，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这点。”
于是里奇、乔尼、迈克尔·法伦（Michael Farren）和达斯汀·史密斯（Dustin Smith）一起合作，写出了第四段。
里奇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那正是这首歌的高潮时刻，当你唱到‘哦，这是我的父亲’的时候。虽然改的过程让人有些气馁，但最终的结果证明这确实很值得。”
当城市之光积累了足够的歌曲可以制作一张专辑时，他们就会开始着手录制。但他们不会去预订录音棚，也不会专门请职业乐手。
他们做的，是召集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有的作品里都能听到会众的声音”，里奇·瓦萨洛说，“在我们的歌里，你听到的合声就是参加主日崇拜的会众。这就是教会的声音，也是最美的声音。”
在准备录制赞美诗前，会众已经在主日崇拜中反复唱过，非常熟悉。录音那天晚上，教会会根据专辑的主题布置场地，乐队就在一个延伸到会众中间的低矮舞台上演奏，会众则围坐在四周。
录制当晚的流程包括祷告、读经、讲道。除了多了些录音设备，其实和平常的敬拜没什么两样，只是多唱了几首歌而已。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基思说，“大家也都很乐意来参加。因为在他们心里会想：嘿，专辑里有我的声音呢，我也是录音艺人啦！”
录音时加入会众的声音是一项很特别的工作，每次里奇从混音师那里拿到成品后，都要让他们反复修改好几遍。
“到了混音阶段，工程师会把成品发给我们。虽然音轨听起来很棒”，里奇说，“但我们总是要求把会众的声音调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就这样来来回回改个四五次，甚至六次……因为这实在太重要了。教会的声音，就是城市之光音乐的灵魂所在。”
从 2015 年至今，新颂发行了超过 100 首歌曲，伯特利则近 200 首，而城市之光则只有 37 首。
2015 年，城市之光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唯独属你》，收录了十首歌。当时听众不多，只有《耶路撒冷》和《唯有耶稣的宝血》这两首歌比较受欢迎。一年半后，他们在专辑《唯有圣洁的神》中又发行了十首新歌。这次的反响好了一些，尤其是《唯有圣洁的神》和《基督属我到永远》（Christ Is Mine Forevermore）这两首。
但他们并没有加快创作步伐，反而放慢了节奏，改为每年只发行一两首单曲，或是一张六首歌的迷你专辑。
2018 年 11 月，他们发行了《不是我，是基督在里面》；2019 年发行了《刚强恩慈的耶稣》（Jesus, Strong and Kind）；2020 年则是《愿祢旨意成就》（Your Will Be Done）。
听众人数开始稳步上升。里奇·瓦萨洛陆续收到海外教会的来信，说他们正在翻译城市之光的歌曲。有一天，连蒂亚娜常去的咖啡店老板都特地跑来谢谢她，因为这些赞美诗能哄他的孩子们安然入睡。甚至在斯德哥尔摩，从乌克兰来的难民也能和当地教会一起唱《刚强恩慈的耶稣》。
“每次听到有人知道我们的歌，都让我很惊喜”，蒂亚娜说，“有时候你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走进一个从没去过的场所，一个人都不认识，但当你弹出第一个和弦时，大家居然都会唱了。最近我们在一场聚会上演出，正唱着《不是我，是基督在里面》时，歌词屏幕突然坏了。这种情况总是让人紧张，但会众唱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响亮，完全不需要看歌词。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感到特别惊喜。”
到了 2019 年，基思开始遇到一些专程来圣保罗堂敬拜的人，他们都是因为城市之光而来的。
“就在几周前，我们接待了一位上海来的姊妹”，他说，“她告诉我：‘我们家庭教会一直在唱你们的歌，所以我一定要来看看创作这些歌的教会。’听到这话，我二话不说就带她去了储藏室，把能找到的CD都送给她，跟她说：‘都拿去吧，随便你怎么用。’想想神竟然这样使用这些歌曲，真是太奇妙了。我们真的很高兴她能来看我们。”
还有一位弟兄专程从新加坡请假飞来悉尼，就为了在圣保罗堂敬拜。基思提醒他别忘了去看悉尼海港大桥。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访客，基思并不觉得特别，因为他自己几年前去纽约时，也特地去了提摩太·凯勒牧师的救赎主长老会参加主日崇拜。
许多人告诉城市之光，在他们经历丧亲之痛或身患疾病时，这些支撑着他们度过难关。《基督属我到永远》在许多场追思礼拜中被播放；《日复一日，耶稣作王》（Day After Day, Jesus Reigns）帮助许多在婚姻或疾病中挣扎的人重新回到敬拜中；《我需要的只是我的神》（My God Is All I Need）不仅帮助了一个听众戒除了毒瘾，也让另一个听众在经历伤痛和损失时仍能向神献上赞美。
但最令人感动的见证，要数来自田纳西州日耳曼镇丰收教会（Harvest Church）前教导牧师杰米·特鲁塞尔（Jamie Trussell）的经历。这是他在 2023 年初对会众的分享：
那个周二早上，我醒来时脑海里一直在哼着城市之光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This Is the Day the Lord Has Made）。歌词是这样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我们举起祂的名，我们就欢喜。当时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这首歌会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说真的，我妻子可以作证，平时我起床后可不会哼赞美诗。就这样，我一边唱着这首歌，一边纳闷着，却不知道这些歌词很快就要在我们生命中具有特别的意义。
几个小时后，杰米接到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电话：教会的主任牧师、行政牧师、一位长老和两位会友遭遇了空难。五个人中有四人当场离世，只有主任牧师幸存，但情况十分危急。
令人动容的是，在事故发生五天后的主日敬拜中，那位离世长老的妻子带领会众唱起了城市之光的《不是我，是基督在里面》。
“每次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们都很动容，”基思说，“我们都在想：‘这一定是神亲自在动工。’看到神竟然这样使用我们这个悉尼西北角小教会的小小服事，我们实在是深受激励。”
里奇·瓦萨洛是城市之光唯一的全职同工，但他很快就需要更多帮手了。从歌曲翻译、演出邀约到录音制作，城市之光的发展势头让人忙不过来。况且乐队成员都是普通人，只能利用午休时间或是等孩子们睡下后写歌、练习吉他和弦。
“各路邀请让我们应接不暇，”里奇·瓦萨洛说，“我们特别关心小教会和各样事工，常常收到这样的请求：‘请来我们教会，鼓励一下我们的团队吧。’其实我们也很想去他们当中服事、去鼓励他们——这种实地交流最有果效。可惜实在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有个显而易见的选择是扩大规模——让乐手们都成为全职，安排巡回演出，在全球各地带领敬拜。我向里奇问起这个想法。
“今年我们反而打算把国际行程减到零”，他告诉我。
听起来像是要缩减规模？
这要看你问谁了。
“我们主要看重的是创作赞美诗，提供资源”，乔尼说，“今年我想专注于让我们的使命和愿景更加清晰……我们希望确保大家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带着正确的心态，继续灵修、教导、读经和祷告。”
几乎所有受访的人都这么说：“我们知道城市之光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需要为未来做出抉择。但我们还不完全清楚神要带领我们往哪里去。”
有趣的是，他们都提到了亚洲这个方向。
“我们都感觉神在指引我们关注亚洲——毕竟我们就在亚洲。”里奇·瓦萨洛说。
“我们对在亚洲开展事工感到非常兴奋。”乔尼说。
“我们该如何更好地服事亚洲教会呢？”里奇·汤普森说，“该打破一下以往的模式了。”
在福音联盟大会结束后的那个周末，城市之光飞到新加坡，为五千多人献唱。那天晚上，他们用普通话录制了《不是我，是基督在里面》。
“那个时刻非常感人”，乔尼说，“会众听到这首赞美诗以他们的母语演唱出来，有人流泪，有人跪下敬拜。那真是一个特别的夜晚。”
这并非城市之光在亚洲的第一个项目——去年早些时候，他们在菲律宾与一群从性贩运中获救的年轻人一起拍摄了《刚强恩慈的耶稣》的音乐视频。
“我们想再去这些国家，看看能否与当地的创作者合作，鼓励他们。”乔尼说。
“我们盼望看到更多来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赞美诗作品。”里奇·汤普森说，“因为我觉得在普世教会中缺少了这方面的声音。现在大多赞美诗是西方向东方输出，东方教会在唱西方创作和筛选的赞美诗。如果能实现双向流通该多好啊——东方创作的赞美诗也能在西方教会中传唱。我相信这样会让教会变得更加丰富。”
城市之光虽然还不完全清楚下一步该怎么走，但他们并不焦虑。毕竟十年前，他们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
“我们知道要走这条路，却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也不知道会通向哪里——只知道这是我们该做的事”，里奇·汤普森说，“从第一天起，我们的祷告就是：愿神祝福并建立这个事工，只要它能荣耀祂、装备祂的教会。如果它变质了，变得无益处，我们祷告神能快快地停下它。”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an Australian Church Is Changing Christian Songwri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