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事工
安德鲁·威尔逊的危机与传记
2023-11-21
—— Sarah Eekhoff Zylstra

十年前,身兼作家、讲员和牧师等数职的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蜷缩在孩子们的游戏室地板上,泣不成声。

他刚刚意识到自己两岁的女儿安娜也有和另一个孩子同样的行为——哼哼唧唧、拍手、逃避目光接触,他的儿子齐克(Zeke)在她这么大的时候也有同样的行为。现在他知道了,安娜也患有后退型自闭症(regressive autism)。

他的判断没有错,安娜的确患有自闭症。前后不到一年,威尔逊发现自己有两个孩子都失去了唱歌或说话的能力。威尔逊夫妇从医生那里得知的是,两个孩子都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们都需要特殊教育、持续监护和终生照顾。

这个事实让安德鲁痛不欲生,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继续工作,这对他来说意味着讲道、出差、在各种大会上做讲员、推广他的书籍,以及在伦敦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但家里的情况却一落千丈。安娜两次癫痫严重发作时,安德鲁正在贝尔法斯特安讲课。他的妻子瑞秋(Rachel)需要在家照顾两个患有自闭症的幼儿,她再也无法忍受了。

她对他说:“我们得停下来。”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她其实是想说:“你得停下来。”

他只好停下来。安德鲁取消了几个月之内的演讲安排,停止参加晚上的聚会,退出了写作项目。除了家庭和直接的工作责任,他取消了一切额外工作。对于一个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的 32 岁年轻人来说,“感觉代价高昂,而且似乎是永久性的,”瑞秋回忆道。

事情并没有一直这样下去。在过去的八年里,安德鲁出版了大约 10 本书。他在伦敦的国王教会(King's Church in London)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教导牧师。今年九月,他成了福音联盟于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年度大会主题讲员

他没有忽略家庭,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孩子们长大了一些,而且他和瑞秋做出了不同寻常的选择:既要服事家庭,又要服事更广泛的教会。

安德鲁的一生并不寻常,可以说充满了意外。他婴儿的时候在圣公会受洗,学龄前都在一个灵恩派的寄宿社区,之后他又回到了圣公会,并成为了一个改革宗却主张灵恩持续的基督徒。他在公立学校时表现笨拙,进入高端寄宿学校后里却在体育、戏剧、辩论、学术等各方面表现都很出色。这位拥有三个神学学位的牧师刚刚写了一本关于 1776 年的书,这本书被历史学家乐马可(Mark Noll)称为“具有丰富创意的历史分析,也有着令人信服的基督教历史诠释。”

安德鲁说:“我的人生充满反差。”他自己跳了两级,但现在自己的孩子却在特殊学校上学。他住在伊斯特本(Eastbourne),但在伦敦工作;他是一间教会的牧师,但很少在教会里见到家人。“神给我太多恩典了。”

不太主流

安德鲁出生在伦敦。他的父母因着迪克·卢卡斯(Dick Lucas)在主教门圣海伦堂(St. Helen's Bishopsgate)的事工信主,他也是在那间教会受洗的。

但没过多久,父母就“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安德鲁说。他们加入了一个灵恩派团体,在安德鲁的学龄前时期,他们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在一个大型乡村庄园及其周围的村庄过着“共产主义”式的生活。

安德鲁 6 岁时,他的父母重新回到福音派主流。他们离开了灵恩派的共同体,加入了一个圣公会教堂,并让安德鲁进入一所公立学校就读。

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德鲁是个主流类型的孩子。他非常聪明,在学校跳了两个年级。他说:“11 岁之前,我一直是个有点古怪的孤僻小孩。”13 岁时,父母把他送到伊斯特本的一所寄宿学校。

伊斯特本位于伦敦以南约 55 英里处,那是英吉利海峡沿岸。这座人口约 10 万的小城主要围绕旅游业而建——天气晴朗时,如果你眯起眼睛,仿佛能看到法国。城南的七姐妹白垩崖(Seven Sisters chalk cliffs)甚至比多佛海峡的白色悬崖更美。

安德鲁说:“这里就像没有魔法的哈利波特世界,我非常喜欢。”

他什么都尝试:戏剧、军事训练、辩论、橄榄球、板球、曲棍球、足球、音乐和游泳。之后,在奖学金的帮助下,他进入了著名的剑桥大学基督学院(Christ College)。他仍然热爱运动、表演和辩论。但他的精神生活却在倒退。

他说:“我的朋友们以为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是这样标榜自己的。”但他在橄榄球俱乐部里和别人一样酗酒,在周末和家人一起去教堂,然后又回到俱乐部。

他说:“我在这种人格分裂中差不多生活了两年多。”最后,他的一群基督徒朋友向他提出了质疑,他才开始作出调整。他加入了教会、改变了自己的习惯,并将自己的学习内容从历史转向了神学。他开始阅读赖特(N. T. Wright)和约翰·派博(John Piper)的著作。

他说:“但实际上,我认为我是在大学毕业后的那个空档期才真正悔改的。”

空档期

大学毕业的时候,安德鲁犹豫到底是去议会实习,还是去 OC&C Strategy Consultants 这家顾问公司从事管理咨询工作。这时他以前的历史老师安迪·约翰斯顿邀请他去伊斯特本的教会工作。

这份工作收入不丰厚,职位名称也不显赫。安德鲁没有见到政界名流,而是和贫困儿童一起玩耍。他没有分析数据,而是为中学生策划海滩之旅和电影之夜。他也没有探索商业和文化中心,而是与海滨小镇的低收入家庭共度时光。

安德鲁说:“我去了那间教会,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很神奇。”有人得到了救恩。他们在社区里做了很多事情。那是一个建筑庞大、人数众多的教会,那里的需要很大。”

他同意在那里使用自己的间隔年参加服事。国王教会安排安德鲁参加了一个神学培训课程,并让他负责青少年工作。

起初,这似乎是个错误。

“我以为孩子们会把他生吞活剥了,”瑞秋说。她几乎一辈子都在国王教会工作,现在正在帮助教会向未信主的儿童传福音。她无法想象安德鲁——带着他的英国口音和刚拿到的剑桥文凭——能和孩子们当中任何一个建立联系。

“然而,在事工计划会议的最后,我听到他在祷告,”她说。“我想,好吧,他还算是敬虔的吧。”

国王教会的儿童事工叫做 "Kidz Klub",该事工旨在向数百名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讲座,其中大多数人与有组织的宗教没有任何联系。

Kidz Klub 的负责人珍妮特·约翰斯顿(Janet Johnston)对安德鲁说:“如果你能向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 7、8 岁的孩子传讲福音,通过故事和插图让伟大的真理变得通俗易懂,而同时又不影响信息的传达,那么你就能向任何人传讲福音。”

他做到了,一次又一次地做到了。他用盐、石头、水果和花朵,向孩子们解释上帝的真理,而孩子们原本无法理解这些真理。

瑞秋说:“他能把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明了,易于理解。我喜欢他讲道的方式。”

这并不是她唯一喜欢他的地方。他们俩都爱彼此爱得深沉,以至于她父亲认为自己无法将他们分开,老实说,他都没这么想过(要分开他们)。

“你可能不会,但我会,”安迪·约翰斯顿记得自己曾笑着对瑞秋的父亲说。安德鲁结束实习后回到城里的咨询公司工作,两人不得不暂时分开。两年后,他辞去了伦敦的高薪工作,搬到伊斯特本与她结婚。

充满选择的世界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瑞秋在当地一所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安德鲁则负责国王教会的神学培训项目,帮助 "Kidz Klub" 的工作,顺便提供一些财务咨询,并从伦敦神学院(London School of Theology)获得了神学硕士学位。

当瑞秋在华盛顿特区的国际正义事工( 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找到一份暑期实习工作时,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一起去。在她工作期间,安德鲁在地铁的巴诺书店彻夜写作,并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两人都很喜欢在美国的时光,并思考是否应该就在那儿扎根了。

“我们经常谈论未来,”瑞秋说。他们面前的世界似乎很开阔、选项很多。瑞秋可以在非政府组织或人权组织工作,安德鲁可以在任何地方演讲或写作。他们应该去哪里?他们应该做什么?

她说:“我当时认为我们可能会永久定居国外了,但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上帝在向我们说话,要我们留在英国。”

因此,在她的实习期结束后,他们回到了伊斯特本——-那个几乎让他们后来呆了一辈子的小镇,并在那里和家人、朋友与教会在一起。

这似乎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选择。但他们做出了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

齐克和安娜

2008 年,瑞秋生下了一个漂亮的男婴。他们给他取名为齐克(Zeke)。一年半后,他又有了一个妹妹安娜(Anna)。

孩子们的到来让他们欣喜不已,但也让他们忧心忡忡。到 18 个月时,齐克还没有达到一岁孩子该有的特征,比如站起来、迈出第一步或说话。

瑞秋说:“儿科医生帮我们找了专家,但我们并没有过于担心。毕竟,很多孩子都不会按时走路或说话。”

但后来,齐克开始失去一些他原本已经掌握的技能。他不再咿呀学语,也不再与人有眼神交流。两岁半时,医生诊断他患有自闭症和发育迟缓。

“与此同时,安娜也诊断出患有癫痫。18 个月后,她也诊断出患有倒退型自闭症。唯一不同的是,她的情况更为严重。

安德鲁说:“安娜的情况要糟糕的多。”对齐克来说,确诊几乎是一种解脱,因为他在周日早上都躲在教会最后面,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其实很痛苦,无法承受超负荷的感官刺激。没人能找出原因,但现在知道了:他无法承受人流和噪音。

另一方面,安娜看起来非常外向。“她到处跑、背诵童谣,”他说。“直到从悬崖上掉了下来,这导致她从一个表情丰富、爱笑、快乐、正常的两岁小孩变成了不能说话的儿童。甚至她的动作也变得不稳定。”

她的母亲首先注意到了这些症状。

安德鲁说:“瑞秋比我更早地意识到孩子的问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适应了它。”我没有意识到这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把家庭之外的生活最小化。她在发现了安娜的问题后陪伴了安娜一年,而我却常常不在家,这造成了冲突,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冲突。

那时,安德鲁已经是国王教会的长老了。他又写了几本书、开办了两个培训课程,并开始在伦敦国王学院攻读神学博士学位。

安娜两次癫痫大发作时,安德鲁正在贝尔法斯特。瑞秋回忆说,“我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想,我过不下去了。”

安德鲁回到家后,她告诉他事情正在恶化:“我们必须停下来。现在就停。”

于是他们停了下来。他们不再外出过周末,不再有约会之夜,也不再在晚饭后离开家。他们不去度假,也不坐火车去城里。他们请护工搬进来帮忙。他们睡眠总是不够,瑞秋几乎每天都在哭泣。

安德鲁说:“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们感到完全茫然、困惑、漂泊。”

但他们从未感遭到了上帝或上帝子民的抛弃。

苦难与事工

安德鲁说:“很多人很好地服事了我们。”教会爱我们,确保我们没事。牧者们调整了他的工作日程,允许他更多呆在家里。成员们为他祷告并送饭。一对有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大儿子的夫妇成为了他们的门训伙伴。

安德鲁开始考虑“容量”的问题。一个在寄宿学校独自生活的男孩只能依靠自己,但一个父亲的能力却往往和全家人的能力密切相关。安德鲁认为,教会也是如此。例如,如果一个孩子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他的确会让家里每个人都睡眠不足;但是,把这个孩子在一个信徒团体中,就让更多的人受到动员、起来服事人,最终会扩大整个教会的服事“容量”。

齐克和安娜教给父亲的功课还不止这些。

瑞秋说:“安德鲁身上有一种温柔,一种灵活性,一种对圣洁在人生命中表现和发展方式的更深理解。他已经不像 20 年前那么教条了。今年夏天,我们一起做了一些事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以前他会为谁是对的而争论不休,而现在他的态度要开放得多。”

对任何人来说,这些都是宝贵的一课,但对一个在日益多元的、伦敦多种族教会牧师来说,更是如此。

伦敦国王教会

大约十年来,英国一直处于“后基督教时代”("post-Christian")。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会人数开始下降,1990 年左右跌至谷底。从 1983 年到 2018 年,自称基督徒的比例从 66% 下降到38%。有人预测,到 2050 年或 2060 年,英国国教——以及其他一些历史悠久的宗派——将会消亡。

但也有一些复兴的迹象,这些迹象大多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伦敦。从 1979 年到 2012 年,伦敦的教会数量猛增了43%,从 3,350 所增至约 4,800。许多教堂规模较小,以黑人移民和五旬宗为主。

伦敦国王教会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教会。该教会成立于 19 世纪末,是查尔斯·司布真将福音传到伦敦这一目标的一部分,1995 年史蒂夫·蒂伯特(Steve Tibbert)接任牧师一职时,聚会人数约为 200 人。从那时起到现在,这个“改革宗灵恩派教会”(Reformed charismatic church)已发展到约 1500 人,在四个地点聚会。其中一半以上是少数族裔。

七年前,安德鲁在那里担任讲道牧师。这份工作的学习曲线非常陡峭。

他说:“伊斯特本是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和政治保守人士占多数的地方。而伦敦东南部是一个黑人居多、政治自由、社会混杂的地区。我们的教会也反映了这一混杂,我必须快速阅读和学习大量有关种族、种族主义和历史的知识。”

安德鲁有能力以文化敏锐度、深刻的神学反思和教牧应用来教导当地教会,蒂伯特说,他也是新前线教牧网络(Newfrontiers network)的负责人。“无论是在地方教会,还是在新前线大家庭中服事更广泛的教会团体,与他共事都很有趣。”

最近,安德鲁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通过更多的演讲和更多的写作,他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听众。他的新书《重塑世界:1776 年如何创造了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Remaking the World: How 1776 Created the Post-Christian West)被历史学家誉为“非凡之作”。今年早些时候,他为 TGC 拍摄了一部关于 1776 年的简短纪录片,他也将在9月27日的 TGC23微活动 中讨论这个主题。今年秋天晚些时候,他将与格兰·思科瑞万那(Glen Scrivener)合作主持播客“后基督教?”( Post-Christianity?)。他们两人都是凯勒文化护教中心的研究员。

“他是英国教会中思想最敏锐、文笔最好的人之一,”凯勒文化护教中心的另一位研究员山姆·奥伯利(Sam Allberry)说。“他的灵恩/改革宗背景意味着他能够同时对福音派世界的多个部分进行回应和深入思考。在这个时代,很多年轻的领袖尤其将他视为一种新的声音。”

也许你想知道安德鲁是如何离开伊斯特本的。答案是:他没有离开。

伊斯特本

在接受国王教会的工作之前,安德鲁事先告诉蒂伯特,他的家人不会搬走。他有两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不可能离开朋友、家人和教会的紧密支持。尤其是现在,因为瑞秋又怀孕了。

“四年来,我们每周都在讨论再生一个孩子的利弊,”瑞秋说。“我们坚定了信念——无论这个孩子是否自闭,都是一种祝福。”

安德鲁和伦敦国王教会达成了一项安排,他绝不会将此作为最佳做法推荐。他每周有三天呆在伦敦,讲道并与会众交流。其余四天他则在伊斯特本准备讲道和写作。

在他每天通勤的时候,安德鲁和瑞秋焦急地注视着她的怀孕进展。当塞缪尔(Samuel)健康快乐地出生时,他们仍然无法感到放松。

“这是一场等待的游戏,”瑞秋说。“塞缪尔一开始和其他几个孩子一样——不会爬,直到 18 个月才会走路。我们不停地祷告。”

他终于学会了走路、说话和玩耍。他唱歌、击掌,别人跟他说话时,他也会专心听。最后,他的医生和父母终于敢说他不会面临与自闭相关的挑战了。

塞缪尔的确诊(或者说没有确诊)是恩典中的恩典,礼物中的礼物。虽然安娜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发育迟缓,但她的睡眠和互动都比以前更好了。现年 14 岁的齐克已经超越了很多人对他的期望——他善于社交,喜欢踢足球,记忆力和他父亲一样好。

瑞秋说:“我们原来对一切都死心了,但上帝又把一切都还给了我们。我宁愿这样,也不愿继续失去。这很神奇,真的很奇妙,因为尽管我是一个计划主义者,但在某些方面,我真的很感恩神没有提前告诉我们一切。”

举例来说,如果你在安德鲁 20 多岁时告诉他,他永远不会离开伊斯特本,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渺小的人生,一种令人失望的生命。

但他现在不会这么认为了。

他说:“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看到了神的恩慈。有一段时间,太阳被乌云遮住了。但现在回过头来,我不愿和任何人交换人生,神对我是有恩慈的。”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Andrew Wilson's Small Life.

Sarah Eekhoff Zylstra(沙拉·茨尔察)是福音联盟的资深作家,于西北大学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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